巾帼百名:香港在职母亲与外籍家佣

林锦华、丈夫及初生女儿 图片版权 Felix Tong
Image caption 林锦华思前想后,才决定生育。

每天早上,对林锦华来说,都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

林锦华每天约6时多起床,梳洗过后,请外佣帮忙唤醒5岁女儿起床。把小孩带到幼儿园后,才吃一点早餐,然后又要赶上另一班公交车到办公室。

除照顾小孩外,林锦华在一间教育机构担任全职讲师。和无数香港人一样,林锦华工作繁重,讲课、与学生会面、处理文件等,每天平均工作9小时。幸好公司理解她的难处,让她准时下班。不过,特别忙的时候,等女儿睡觉后,又要修改学生的功课,有时候凌晨1时才可上床休息。

林锦华26岁结婚,不算迟婚,不过生儿育女却让她踌躇不定。林锦华说:“我和先生都很忙,因为我们学业、事业心都很重。我知道照顾小朋友不容易。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如果有孩子)自然在家庭要摆一些比重。”

最后,林锦华和丈夫决定要小孩,婚后9年,女儿出生,而林锦华从未想过成为全职妈妈。她说:“我工作这么多年,我读了很多年书,我想实践工作上的一些理想。”另外,收入亦是实际的考虑。“(家庭)有很多开支……还要偿还房贷。”

家中帮手

女儿出生后,林锦华和丈夫开始聘请外佣,3年前,他们辗转聘到来自菲律宾的Marites Bueno Samson。香港法律规定,外佣必须与雇主同住,于是,4人开始这种安排。

对Marites来说,背井离乡、照顾别人的小孩,是她抚养自己子女的唯一选择。

Marites来自菲律宾的卡班嘎(Cabangan),一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市镇。菲律宾经济环境欠佳,Marites说,在家乡,一名收银员的收入每月大概是800元港币。在香港当外佣的话,最低工资已有4210元港币。Marites说:“菲律宾生活艰难。假如我不能在香港打工,没人会抚养我两个孩子上学。”Marites决定,要留在香港打工赚钱──直至两个孩子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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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Marites在菲律宾的儿女(左一和右二),是她最大的支柱。

Marites离开菲律宾的那一年,儿子只有4岁,女儿只有3岁。由于孩子太年幼,他们不知道母亲要远走1300多公里外的城市打工,以后每隔两年才可见她一面。Marties回忆:“我怕他们会不认识我。我怕他们以为我远在他方,不在乎他们,不知道我爱他们。“Marites每周都会给家里打两三次电话,跟儿女闲话家常,是她略解乡愁的安慰。她说:“我们常常通电话,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沟通的方法。”

Marites来香港打工,的确为家庭赚取更高的收入,不过,她为此亦付出沉重代价。Marites说:“来香港一年后,我的丈夫有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我们。他说,我在远方工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她咬紧牙关,决定独力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

孩子物质的需求,Marites尽量有求必应。与家人通电时,不时请她汇钱回菲律宾,她也习以为常,没甚么怨言。她的长子快将小学毕业,她计划买一部手机送他。一部手机约1500港币,占了她一个月收入约三分一。

Marites来到这个家庭后,昵称Tes,林锦华要求女儿称呼她Auntie Tes。周末一家人到处游玩,也会邀请Tes,他们也为Tes办了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的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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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林锦华说,Marites也是家中成員之一。

林锦华说:“我认为Tes是我的家庭成员,不是我的奴隶,不需事事全听我话。我们有时也会有争拗……不过我觉得要多体谅她一点。”Tes也视林锦华女儿如己出,非常疼她。她说:“我在(林锦华女儿)中看到我的女儿。当我照顾她的时候,我有时会觉得她就是我的女儿。”

香港外佣

不少香港家庭,如林锦华一家一样,聘请外地来的家佣。19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几乎达致全民就业,所以政府希望释放女性劳动力。与此同时,为了减低本地失业率及赚取外汇,菲律宾政府推行《1974年劳工法典》,开始输出劳工。直至现在,香港对外佣的需求仍然一直上升。

政策刚推出时,香港仅输入二千名外佣,时至今日,香港外佣数字已录得34万。来自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的外佣各占约一半,其余来自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地。

承受压力

随着香港社经结构变化──包括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物价飞升等──香港女性就业劳动人口参与率不断上升。1971年,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是42.8%。2014年,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提升至54.6%。

虽然女性的经济角色日益吃重,不过女性仍被视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新妇女协进会主席陆洁玲说:“香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没有受到挑战。”政府统计处2015年数据显示,男性负责家务的比重中位数是10%,而女性负责家务的比重中位数是50%。即使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女性,她们负责家务的比重中位数亦达30%。对香港在职女性来说,很可能意味着,经过一天冗长的工作后,回家后还要照顾家人、处理家务,可谓疲于奔命。

纵使不少双职家庭选择聘请外佣,但女性仍需花费不少时间安排家事。陆洁玲说:“聘请外佣可能是一个家庭决定,甚至签署合约及处理文件等由男士负责也不一定。但是,管理外佣都是交由女性处理。”

政府责任?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邓建华说:“香港社会及政府,虽然没有说明,但一直依赖外佣处理护老及照顾小孩服务的需要。双职家庭,如果他们有老人家或小朋友需要照顾,他们的选择非常少。”

以零至3岁幼童人口为例,2011年人口调查发现,香港零至六岁的人口约35万。不过,社会福利署响应BBC中文网查询时指,现时为零至6岁幼童提供托儿服务的幼儿中心,名额约30000个,而当中由政府资助的独立幼儿中心,名额只有722个。即使是政府资助的独立幼儿中心,每月费用由3000多元至5000多元不等。有些附設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私营/非牟利幼儿中心费用甚至可达1.3万元。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是2.35万元,托儿服务费用对大部份家庭来说,负担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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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邓建华认为,政府特别促成现况,家庭依赖外佣照顾老幼。

外佣最低工资4210元,比托儿服务便宜得多,而且还可帮忙各种家事。邓建华说:“申请聘用外佣的最低要求一直维持很低水平,家庭收入只要逾1.5万元就可聘请外佣。”政府规定,外佣雇主需提供膳食,并且与外佣同住。假如雇主收入只符合最低要求,外佣工作环境难言理想。邓建华认为,政府有意促成现况,如果提高雇主收入要求,政府将需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路在何方

根据劳工处2012年发布的《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香港全职雇员的每周平均工时是49小时。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工时只有40.4小时,香港平均工时超出约21%。

邓建华认为,香港没有标准工时,令家庭需要聘请住在家中、24小时随传随到的外佣。另外,香港居住环境狭窄,雇主与外佣朝夕相对,关系异常亲密,同时潜在不少矛盾。

香港以聘请外佣解决照顾老幼的需求,能够以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是因为香港经济富裕,可以从外围较贫穷的地方输入劳工。陆洁玲认为,雇主并非剥削外佣的始作俑者——因为她们自已亦深受制度之害。陆洁玲说:“社会把问题遮掩而不处理,找一些廉价劳工去堵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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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曾表示,由于国家尊严问题,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印度尼西亚女佣。

不过,香港真的可以长久依赖外佣解决内在问题?今年2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曾表示,由于国家尊严问题,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印度尼西亚女佣,而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亦指希望2019年不再向外国输出女性佣工。关注外佣权益团体Rights Exposure Project的Robert Godden说:“我有点怀疑印度尼西亚是否会禁止输出家佣……或许不会是完全禁止。”

虽然不少人认为这些停止输出劳工的政策只是空谈,但假如外佣输出国将来因任何原因——经济起飞也好,其他地区提供更高的人工福利也好,甚至内部政治原因也好——停止向香港输出家庭雇工,香港将如何处理内在问题?是否从更贫穷的国家输入劳工,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香港女性能否事业、家庭两相兼顾,是否非依赖外佣不可? 应如何改善工作环境、提供更多支持? 男士应否在家务及照顾子女上付出更多? 外佣远走他乡为家人打拚,是否值得多一点体谅及支持? 这些问题的答案,极需香港社会反思及回应。

(责编: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