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周末阅读:中港矛盾催生本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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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自由行旅客、“双非”孕妇到新移民,中港矛盾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识。香港政治观察家认为,本土派的崛起,代表香港社会的一些人──尤其是年青人──对香港及前途的忧虑。无论是否赞同本土派的想法,他们已成为香港政治的一股新力量,不论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泛民主派,都不能再忽视。

2011年,岭南大学学者陈云撰写的《香港城邦论》,提倡中港区隔,建立自治城邦,之后再进一步与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缔结华夏邦联。

三年后,香港大学学生会官方媒体学苑出版《香港民族论》一书,指香港人已成为一个民族,有权自决。

前几年,香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被认为是社会的边缘声音。不过2014年“雨伞运动”完结后,本土思潮却更加高唱入云。

最令人诧异的是,在年初二旺角冲突扮演重要角色的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本民前”),其候选人梁天琦在新界东立法会补选一举取得六万多票。砖头横飞的旺角冲突非但没有影响“本民前”的选情,更帮了在之前没没无闻的梁天琦一把。

就连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都在预算案中多次提及本土。种种迹象显示,本土主义正逐步进入香港的公共视野,甚至社会主流。

本土派:香港被“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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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梁天琦认为,香港被“赤化”,即是北京正侵蚀香港的价值及制度

在本土派团体的眼中,北京正侵蚀香港的价值及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

梁天琦说:“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应该优先照顾当地的公民的利益、权益,但问题是香港面对的情况是全面赤化……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所以我们才更加要高举本土主义。”

本土派认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已成为空谈,特首没有为港人争取利益,而北京的无形之手影响着香港的政治。民主化毫无寸进,更影响香港的固有制度,包括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学术自由等等。

经济方面,本土派指,香港过份依赖中国大陆。“青年新政”的邝葆贤说:“我们本来是面向国际的,但我们现在只想着,有一个市场很大,我们只顾着这个市场就行了。但这个市场会令你本身的市场变得扭曲。”

邝葆贤以中港合拍片为例,香港电影工作者为了顾全中国大陆市场,但这些合拍片已不能引起香港本地观众的共鸣。

另一本土派团体“热血公民”领袖黄洋达,更不讳言香港仍然“处于一个殖民地状态”。他举例指,香港政府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以普通话教导中文(普教中)、以简体字代替繁体字(本土派称正体字)等,正正是“文化入侵”。

黄洋达说:“这个情况,如西藏、新疆一直发生的事情一样,利用行政措施,令本土居民的下一代无法接触自己的传统文化。”

北京和香港建制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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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本土派团体的眼中,北京正侵蚀香港的价值及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

在旺角冲突后,舆论大为震惊,而外交部将旺角冲突定性为“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策划的行动。另外,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形容旺角冲突是“暴乱”,并谴责“激进分离势力”。

北京也曾放软对激进势力的口径。港澳办副主任冯巍在三月中接受《南华早报》的独家专访,就提到只有少数人受分离主义及港独思潮影响,而且他们的想法被“放大”。

冯巍也表示,一些年青、激进人士会在立法会选举得到胜利,而这些年青人会在政治上变得成熟。

不过,香港政治情势变化急速,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在三月尾成立后,挑动北京的神经,中央政府的焦点也对准香港独立的主张。

四月一日,新华网刊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紫荆》杂志的专访。

饶戈平形容,港独是“‘一国两制’实施中的一股‘逆流’”,是一种极端分离主义。虽然他明言港独是极个别人的政治诉求,但破坏力大,而且会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对抗国家主权、违反国家宪法的极端行为”。

中联办法律部长王振民约一周后继续讨论港独话题。他对记者说,港独是违反基本法,如果“大范围”谈论港独,就是“刑事煽动罪的涵义”。

几天后,王振民出席香港外国记者会的午餐会说,港独不会成功。如果有人想达到港独,将会制造很多矛盾,令社会不稳。而且,言论自由也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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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本土派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乘势而起

本土主义与港独不一定对等,而一些香港建制派亦开始抢夺诠释本土主义的话语权。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周二(5月2日)接受香港NowTV的访问时便指,不论是民主派或是建制派,都一样要面对本土议题。 其中一位意图重新定义本土是民建联的钟树根,他在街头的广告标语是“爱本土,不要分离”。他亦接受《苹果日报》的访问,说自己一直是本土派,本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但不需分离,而分离主义亦都不现实。

主管香港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将于本月中旬到访香港,是四年内到访最高领导人。张德江会否对本土主义、港独有所评论,将会是焦点。未来几个月,香港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而中央政府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情势,将会是决定性的影响。

勇武抗争无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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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本民前”认为抗争无底线,宁为玉碎,不再瓦全

本土派认为,香港的情况日益严峻──非常时期需以非常手段认对,包括使用武力,年初二的旺角冲突是为一例。

“本民前”的黄台仰说:“对着一个无底线的政权,(我们)不能有底线地对它抗争。”

“热血公民”的黄洋达亦有相似看法。“有些人的主张,面对几大暴力镇压都好,你都高举双手去逆来顺受、打不还手,这是个不理性的决定。当然,在一个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底下,抗争行为越走激进是必要发生的趋势,可以说是无法阻止,解决问题的责任在政府。”

黄洋达续说:“底线这些东西没需要告诉其他人……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赌博中)底牌是用的,不是揭开它,没必要做这些厘清。” 当解释激烈的抗争手法才有效,本土派经常援引中港政府取消“一签多行”的决定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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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水货客是其中一个中港矛盾的源头,本土派认为只有激烈行动才能引起政府关注

不少自由行游客利用“一签多行”的签证,从香港购入日用品过境到中国大陆图利,边界地区如北区、元朗受影响最大。当地居民投诉指常被这些“水货客”(本土派称“走私客”)的行李箱撞倒,街道挤逼混乱。民生店铺无法再生存,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行、“水货客”游客常光顾的药房、首饰店等等。

本土派团体在去年多次发动“光复”行动。与一般示威不同,本土派示威者指骂游客,甚至脚踢行李箱,引起极大争议。

可是,一轮激烈的“光复”行动后,中央政府宣布取消“一签多行”,改为发出“一周一行”签注。

黄台仰说:“‘光复’行动后,令市民见到的是,一定要用过往未用过的方式去抗争……的而且确逼于无奈,他们才需要这样做,而当时这样做,亦有很多人的回响十分负面。但最后,大家见到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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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反水货客示威不乏激烈冲突场面

在“光复”行动前,社会不断有声音要求政府调整自由行政策,亦有政党团体采取温和手段,表达要求调整自由行政策的意见。不过,政府置之不理。

“光复”行动、旺角冲突中,都曾伤及无辜。参与行动的示威者亦面临检控,有机会被判监。

不过,黄台仰说:“每一件事的出现原因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大家的重点放在我们的行动上,认为我们的行动会导致仇恨,认为我们的行动会带来很多代价、很多副作用……我相信构成行动背后的原因,比起我们就算不小心伤及无辜、自己付上代价,都要去做。”

新移民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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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前几年,香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被认为是社会的边缘声音。不过2014年“雨伞运动”完结后,本土思潮却更加高唱入云。

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移居到香港,主要可循以下途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及申请单程证。

各个本土派组织在访问及网上曾多次发表言论,指新移民来港争夺福利资源,甚至是中共殖民的手段。他们口中的新移民,指的是申请单程证来港的大陆人。

单程证主要用于家庭团聚,包括夫妻、申请来港照顾父母的内地子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等等。单程证的限额为每日150个,自1997年以来,已有约87.9万名人士透过申请单程证来港定居。

与其他签证不同,单程证的审批权并不在香港入境处的权限之内。单程证的审批过程透明度低,有意见指,这样会令香港政府失去人口规划的能力,及担心审批过程有可能出现贪污状况。

香港的非建制派阵营,都要求香港政府取回单程证审批权。不过,泛民与本土派对新移民及家庭团聚有不同的看法。大部份泛民及社运人士认为,家庭团聚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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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邝葆贤认为,香港新移民的数字应该有限制

“青年新政”的邝葆贤说:“我们不是觉得新移民是最大的问题,不是一个都不可以有。但是,你用甚么理据呢?如果纯粹是家庭团聚的话,你是否可以回大陆团聚?”

家庭团聚如何划界?邝葆贤说:“我们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如果你来到香港,不能预计居住环境比较挤逼,或不能预计自己要出去找工作的话…… 现在有一个趋势,很多香港福利手册在他们的圈子传阅,如何在香港取得最大的福利。”

根据政府2011年的数据,香港有约17万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其中约10%领取综援。全港人口领取综援的比例,约6.5%。

大部份的新来港人士是已婚女士,她们平均比配偶年轻8岁,所以不少是老夫少妻的配搭。而这些港人老夫,往往是社经地位较差的一群。

旧移民与新移民

当不少人质疑本土派排外,传媒报道梁天琦并不是香港出生,而他的母亲也是来自中国大陆,引发社会议论。

梁天琦否认排外,他说:“不论你是甚么背景,亦不论你何时来到香港,只要你愿意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尊重香港的文化,愿意融入和愿意维系香港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你就是一个香港人。”

视频:“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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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开埠以来是移民社会,不过本土派认为现今的新移民跟旧移民有差别。

梁天琦说:“你移民到香港后,你到底坚持自己一向用的语言、文字,还是真的融入当地,使用当地常用的语言文字沟通?我觉得这是核心的分别。”

他认为,新旧移民之分与政策及社会制度有关。“例如电视台,因为你要迁就这一部份的移民,要有普通话新闻、简体字字幕。就因为要中港融合,所以有普教中,小学生又要开始学残体字(简体字)。种种政策,久而久之有一个现象,我移居香港,但其实香港本身已经有语言文字配套去照顾我,我无需融入他们(社会主流)。”

邝葆贤说:“新移民不是97年后才有的事,但以前新移民会怎样?他们来港后,会尝试适应、尝试在香港生活,做一个香港人。他们会学广东话……数量上,现在150个(单程证)一日,他们已变成庞大的群组,他们大到不需理会其他人,他们聚在一起已经有足够的力量。”

本土派的论述,会否对新移民造成刻板印象,甚至煽动仇恨?而作为政治团体,有否责任或原则去减低这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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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黄洋达说,本土派团体没有工具化解民间怨气

黄洋达说:“(矛盾)并不完全是本土组织股动出来的,事实上亦在民间存在的声音。”

“我们其实没有工具化解这些怨气,我们一直指出那点就是,工具就在政策层面……我们能够做的,尤其作为激进团体、压力团体,给政府压力去改变政策。所以你问是否利用怨气去争取政治能量?我会用另一个讲法,我们将这些怨气变成可以改变施政的能量。”

(责编:欧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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