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英街1号》:电影难以定格的香港“六七暴动”事件

《中英街1号》中沙头角左派乡民游行抗议英国统治 图片版权 Boundary Film Production Limited
Image caption 香港六七暴动并非在沙头角爆发,但《中英街1号》用作故事背景的沙头角枪战被舆论评为香港边境的“百年第一枪”。

在电影《中英街1号》优先场放映会上的问答环节,最後一个提问观众说,这部电影让她“感觉不是很舒服”。

观众认为,把六七暴动和香港的菜园村土地抗争丶2014年雨伞运动放在一起不合适:“我明白六七暴动当年的参与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但那件事的性质是双方政府都有说谎,是很高层次的政治操作……你在描述六七暴动细节的时候,好像和史实也相差很远……我不觉得应该将它放们在一起做对比。”

会场响起零星掌声。

《中英街1号》导演赵崇基已预计到有人会质疑这一点。“在创作的立场,我只会去想对对比得好不好,而不是可不可以对比,任何历史事件都可以对比,是怎么对比的问题,”他回答说。

“但我也有立场在其中。一个作者不会没有立场。我也尊重你的看法。”

“洗白”六七的争论

《中英街1号》由两个不同时代的故事组成。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67年香港六七暴动时期,三个不同背景、立场的青年被卷入运动浪潮中。在香港与澳门,“左派”一词特指亲北京、亲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年轻演员游学修饰演的男主角就生于这样的左派家庭,就读左派学校,积极投身社会运动。

与之青梅竹马的女主角由马来西亚演员廖子妤饰演,她的梦想是考上香港大学读建筑;在她就读的官立学校中,她受到卢振业饰演的富二代同学追求。政治运动来临后,三人在三角恋关系、家庭与社会挣扎,最终被历史洪流带往了不同的命运轨迹。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9年,三人又饰演三个现代社运青年:学运领袖游学修因避世而藏匿,参加社运后坐牢的廖子妤刚刚刑满释放,对现状心灰意冷的卢振业则一心想着出国留学。女主角再次在两个男孩之间摇摆,当中的抉择隐喻着运动后不同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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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1号》导演赵崇基:历史为何不能比较?

从电影创作之日起,文化界的争论就一直没停过。放映会这个提问,涉及到其中一个争议问题:六七暴动和雨伞运动等可否相提并论?

对“六七暴动”的历史,英国政府、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对此公布的相关资料都不多。

事情始于1967年5月,香港亲共左派不满港英政府统治,也受到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风潮,和邻埠澳门民众在1966年“12·3事件”中成功迫使澳葡政府屈服的经验所影响,发起“反英抗暴”街头运动,最终变成暴力斗争,出现连串暗杀和土制炸弹袭击。

据港英政府统计,暴动中832人受伤,51人丧生,期间被捕者达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发生在六七暴动期间最知名的事件,包括一对姐弟在北角街头玩耍时被土制炸弹炸死,和批评左派的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被汽油弹烧死。

有意见认为,把这样一个“恐怖”的运动,与在香港舆论中被认为是争取公义的雨伞运动相提并论并不恰当,有美化、洗白六七暴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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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香港民主派舆论认为,将雨伞运动与六七暴动比较并不恰当。

到过放映会的传媒人程翔批评导演处理两个运动时“手法不够公允”,用影像表达亲共左派观点,却只用声音表达反对左派人士观点,又将参与暴动的青年形象形容得阳光正气;影评人叶七城则在《am730》的评论中写道,导演对历史欠缺反思,有淡化六七暴动的暴力行为之嫌,立场明显偏向支持左派。

观点:《中英街1号》为何引发“漂白暴动”争论

香港时事评论员 程翔

赵崇基导演拍摄的《中英街1号》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映,就已经引起很多两极化的评论。赵导演在一次影后分享时,慨叹电影的拍摄工作刚结束,就要开展另一场战役(指要应对批评者的责难)。

笔者认为,《中英街1号》之所以会引起这些疑虑,有两大原因。

第一,从电影本身看,导演在处理“六七暴动”和“雨伞运动”时,手法不够公允,给人一种电影似乎在为“六七暴动”漂白的强烈印象。第二,香港左派近年为“六七暴动”平反的活动越来越高调,引起社会不安。

由于大陆现在已经出现为文革平反的暗潮,作为文革延伸物的“六七暴动”得到平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令香港社会感到不安。

在这种竭力为“67暴动”平反的背景下出台的《中英街一号》,由于导演的不对称处理手法,使它无形中契合了左派“褒六七暴动、贬雨伞运动”的主旋律,因而引起人们的担忧和议论,非常正常。

对于“漂白”质疑,赵崇基回应,自己只是纯粹放了两个故事在那里而已。几场优先放映中,他认为自己发现年轻人的接受能力最高。“我接触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喜欢这部戏。”他说。那些年轻人或多或少参与过不同运动,对片中后半部分角色的“无力感”尤为认同。“暂时没有年轻人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把现代运动和六七放在一起)比较。会这么说的,全是一些所谓文化界或者影评界的人。”

“我不想去比较(这两个运动),”他说,“如果要比较,我就会将两个故事不断对剪、回忆, …我想留给观众去比较,你怎麽看自己决定。”

“我有没有赞美六七那帮人眼中的暴动呢?我没有赞美,我更多在是质疑。我只不过将他(六七参与者)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觉得电影不该一棍打死这些人,只要觉得他是暴徒,就彻底写成妖魔的样子:“人应该有血有肉,不只是定义为忠奸。我为什麽不能去写一个大家否定了的年代,和当中人的选择呢?回过头来,现在的年轻人也被很多人否定,我也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是不是他们又高兴了?我怎麽可能完全讨好这帮人?当你带着既定立场先入为主地看待事情时,只有‘一面倒’才能讨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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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赵崇基曾执导电视剧、港产商业电影与中港合拍片。

六七遗民:又爱国又“怨国”的分裂

如果要在角色中找到一个最能代表自己的形象,赵崇基觉得自己介乎游学修和廖子妤之间。“我会选择行动。我挺不像小野(卢振业)的角色。我没有想过置身事外。”

他的成长背景有点像六七年的游学修。他生于亲共左派家庭,父亲是工会积极分子,自小也被带着出席一些组织活动,在小屋子里一起看毛语录,身边学校、组织也有所影响。“当年很多人尝试去洗我们脑,”赵崇基自认生性叛逆,没被洗脑,但成长经历让他认识到,“如何形成一个‘左仔’(青年亲共左派)有原因的。”

在剧中,游学修的父亲带着儿子参与集会,学校老师也动员学生上街派发传单。他不顾青梅竹马好友廖子妤的担心,冲在最前线,坚信自己做的事是对的。终于他在一次抓捕中失踪。比起游学修被“洗脑”的形象,卢振业的角色更受观众欢迎。他出自富有、西化的商人家庭,影片借他之口提出了对左派的质疑:如果祖国像左派说的那麽好,为什麽那么多人要逃难来香港?游学修失踪后,卢振业又放下了立场、爱情之争,帮助寻找对方的下落。

影片以浪漫的方式表现这种碰撞:廖子妤心中牵挂着游学修,又受到卢振业的猛烈追求,她则在两者之间摇摆。到了2019年,这种三角关系仍在继续。卢振业希望女友廖子妤跟他一起出国生活,“因为那种强力的无力感,他宁愿去其他地方读书,忘记香港发生的事情”,赵崇基这样解释;而廖子妤则仍抱有运动的热忱,也牵挂着“失踪”的前男友游学修。当推土机驶向要被强拆的土地时,想离开、想继续、想逃避的三个人,又一次牵着手组成人墙挡在权力面前。赵崇基在这两段三角关系中放入隐喻:“这两段关系都很微妙地有些历史的影子,这三个人之间的取舍,留给观众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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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卢镇业、廖子妤、游学修所演角色的三角感情关系,从1967年延续到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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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饰演永权伯的杨秀卓在香港艺术教育界颇具知名度。

在他看来,两段相似的故事,最大不同在二者所处的状态:“在1967年,三个人都在运动的漩涡中,而2019年,是后运动(post movement)时代,所有人都在运动的创伤後遗症中。”

只有一个在两段故事中都出现的角色,是杨秀卓饰演的张永权。1967年,为躲避文革批斗,他偷渡到香港,被游学修救下,带去参与亲共左派集会,但在大陆的苦难经历却让他对这一切抱有怀疑。到2019年,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田地,在耄耋之年与地产商对抗。他与另一名老人有段对话,大意是他质疑这个老人,当年也曾因不满政府、社会不公走上街头,如今却站在高墙一边,质疑现在参与运动的年轻人。

这段情节代表了赵崇基创作过程最深的感受。为了搜集资料,他走访过不少因六七暴动被捕的人,有称自己只是印发传单就深陷牢狱的,也有承认自己做过炸弹的。

“他们很多故事都大同小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思考方式的矛盾:他们都觉得自己当年为了国家,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做错了,而是认为中国政府、香港政府、英国政府三方面都离弃了他们,想要平反;另一方面他们还是深深爱着这个国家,埋怨归埋怨,他们一点都不觉得祖国有什么对不起他们。”赵崇基说,“一边愤愤不平,一边觉得离弃他们的力量是对的,我觉得这个矛盾很奇怪,好像大脑完全分成两边,我对此有很多疑问,但跟他们聊,通常都不会得到答案。”

这种矛盾,体现当今中国政治具体语境中,就是这些人对香港雨伞运动的评价。赵崇基走访的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用他们那种意识形态想事情”:“他们觉得他们那时是爱国的,现在这帮人是被外国势力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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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近日香港一名亲北京工会领袖在评论2016年春节旺角冲突时称“前辈们”为“贫苦大众的利益”而发起抗争,被认为是要为左派发起六七暴动开脱。

不少当年的左派也在优先放映会看了电影,但有个问题赵崇基还没来得及问他们。

“如果他们观看时抱着比较开放的心态,会不会在片中得到一些想法?当永权伯质疑志忠伯的时候,他们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想一想觉得,对呀,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看现在年轻人呢!”赵崇基顿了顿,再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我想几十岁的人未必会因为我一句对白而改变。但我觉得这种互动挺有趣。”

两边不讨好:在“政治敏感”中突围

这样一部在当今香港的政治反对派看来“洗白”了六七暴动的电影,在建制派看来,又“美化”了雨伞运动。除了被政治反对派批评,电影制作过程也受到阻力。

在寻找演员时,他遭到不少拒绝,大部分出于政治原因,“我还要回大陆工作呢,我还是算了,”他引述那些演员的话,“甚至有一个用宗教理由拒绝我,说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和政权对抗。”

“我不明白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以前接拍一部戏,演员只会想:有没有发挥空间?导演好不好?剧本行不行?卖不卖座?有没有机会拿奖?这七八年,大家的自我审查风气越来越浓,像白色恐怖。”

电影资金方面也一度面临困难。这部成本300万港元(38.2万美元;246万元人民币)的作品原本有900万元预算,赵崇基本打算申请香港特区政府的“电影发展基金”资助预算的三分之一,余下由投资者补足。基金以“商业元素不足”为由拒绝申请后,投资者也差点退缩。

赵崇基称,他从消息人士处打听到,审核内部“有一些所谓蓝丝人士给了剧本0分”。

对赵崇基这一说法,主管该基金的創意香港办公室书面回应BBC中文说:“评审准则主要为‘创意及剧本质素’丶‘制作预算’丶‘预算收入’, 以及‘本地电影制作元素及人才培训’,此项申请因为在上述范畴中有所不足而不获批准。”

剧组申请“边境禁区许可证”也不获批准,未能进入中英街实地拍摄。赵崇基称,据他所知,他们整个团队都上了“黑名单”。这个说法被一些香港传媒引述。就赵崇基这个说法,香港警务处对BBC中文表示,中英街现在由深港两地政府共同管理治安,警方不评论个别禁区许可证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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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2012年,赵崇基曾成功与剧组伙伴取得港方“禁区纸”进入中英街勘景,但真正开镜时未能获批入内。

很多人提醒赵崇基,这套电影两边不讨好。“甚至我太太看了剧本之後说,你也预见到两边极端的人都不会喜欢。我想了很久,最後很阿Q地觉得,如果两边极端的人都不喜欢的话,可能我做对了一些事情吧。”

这部在各派别都不受欢迎的电影,于日本大阪亚洲电影节获得最佳电影奖后,开始引起香港舆论关注。“日本观众没有任何立场,没有agenda(预设议程),纯粹被这部戏感动。我已经觉得很满足。”赵说。

而赵崇基对六七暴动、现代社会运动有自己的立场。

“六七整件事是一个狂热的运动。在文革期间,很多人由于当年一些信仰的狂人受到煽动,当时港英政府也的确有一些统治上的问题,而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帮人大部分被这样的思潮影响,这是一种愚昧。”

“而现在的社会运动,我会站在鸡蛋那边多于高墙。我觉得制度的确有问题,而雨伞运动很大程度是因为制度有问题才逼着那麽多人走了出来,但大家的动机是希望改变不公平的制度。”

大时代中的众生:历史是一种宿命

到电影最后,剧情也没交代这六个角色何去何从。而赵崇基自己在心中想了他们每个人可能的未来。

游学修的角色死在1967。

卢振业会出国,就像当年沙头角很多人一样。

廖子妤出狱后,会默默无闻地在沙头角终老。

“如果要设定一个很戏剧化的场景,可能是卢振业有天从国外回来,在街上看到一个卖茶果的老婆婆,那个人就是廖子妤。”

而在2019年的故事里,卢振业会前往美国,“他看着香港继续这样,我不相信他会回来。”

游学修出狱后,会继续参与社会运动。“不过我觉得他行动的方式会有很大的转变,未必走到最前线。”

“我觉得廖子妤是最踏实的一个人,她可能会帮张永权继续留在沙头角,做些保护土地的实事。”

“历史是一种宿命。”赵崇基说,“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六七之後,英国人知道香港人会反抗,才做一些事去安抚香港人,这些安抚後来变成一些德政,包括廉政公署等等。 很多福利出来了,香港人多了很多机会,种族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点,我们在60年代长大时,享受了这个成果,你没有问过原因?如果没有这场运动,这一切会不会推迟很多年,或者不会发生?我不知道。历史不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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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英街1号》并未交待各角色何去何从,香港民主运动何去何从同样受人关注。

中英街的前世今生

BBC中文记者 叶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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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您有听说过荷兰巴勒纳绍(Baarle-Nassau)这个满布比利时飞地,两国国界纵横交错的小镇,又或是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那座哈斯凯尔图书馆(Haskell Library)的故事,那您也许会对同时位处广东深圳与香港特区境内的中英街嗤之以鼻。然而,中英街除了被中国大陆与香港分界线横穿街道中心外,它还是处于封闭管理区内,不像作为欧盟城市的巴勒纳绍般,可以让你任意往返边界。

深圳市官方对中英街有“一街两制”之描述,而在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之前,这实际上就是“一街两国”——中国与英国的陆上边界。

中英街位于沙头角镇,沙头角镇位于香港东北部、深圳中南部。普遍书籍记载,长不到400米,宽不过4米的中英街本为沙头角河河道,但后来河流向东改道,老河床日渐干涸,被开垦为耕地。

1898年英国与满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租借99年”形式把九龙界限街以北的新安县土地与200多座岛屿纳入殖民地范围,是为新界与新九龙。缩小后的新安县与新界大多数被深圳河分隔,也以此为界,只有东面梧桐山与沙头角为陆地相连。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智鹏主编的口述历史著作《潮起潮落——中英街记忆》中引述沙头角乡民说,英方曾希望沿河划界,到场插旗,但村民反抗,把旗插到老河床。1899年3月16至18日,中英正式勘界,奠定中英街“一街两国”的局面。街上沿路竖立多枚界碑,上面刻有中文“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与英文“英中地界1898”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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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英街一号界碑,上面刻有中文"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字样。

但直到划界之前,中英街应仍称为鸬鹚径。香港政府渔农处(今渔护处)退休助理处长饶玖才在《香港的地名与地方历史》一书中说:“分界后,有人填土筑基,搭屋出售,不久发展成街。”刘智鹏教授则指出,中英街名字来自当地英界居民,但居于华界的居民不同意,因此还出现了中兴街一名,并行使用。

被中英边界一分为二的沙头角镇民众最初都能轻易过境,无须接受边防查验,中英街也开始兴旺。二战侵华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中英街是中共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游击战斗人员与日军周旋的要塞。

港英政府与广东省政府于1951年分别实施边境禁区和新出入境规范,中英街与边界两边的墟市走向萧条,但限于中英街周边的沙头角居民往来仍相对自由。前港英政府新界政务署署长,香港历史学者许舒(James Hayes)在《新界百年史》中提到,文革爆发前,沙头角英界乡民曾到华界的文武庙接走神像等,到英界重新建庙供奉。

1967年7月8日,沙头角枪战爆发,是1842年大清向英国割让香港岛以来,中英首次发生边界武装冲突。港方报章报道有五名警员死亡,中方则有一人死亡。事件中,英军进驻沙头角营救被中方人员开枪攻击的香港警察,至8月11日宣布全面封锁中港边界。

港英政府其后的报告认定攻击乃中方民兵所为,但文革研究学者余汝信在《香港,1967》中指出北京承认有“边防哨兵”参与其中。香港新闻工作者张家伟在《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一书中指出,封闭边界前还曾发生过中方搬运工人越境将英方警察缴械,并把军火运回华界一事。而沙头角枪战发生后,“左派群众的暴力抗争行动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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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深圳一侧的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联检大楼。只要在这里办理简单手续,就可以取得“桥头纸”进入中英街游览购物。

中英街以至于整个沙头角最初除海路外,与香港其他地方隔绝。1912年,九广铁路(英段)沙头角窄轨支线通车,提供客货运交通。1927年,沙头角公路通车,不久也开办了巴士服务,取代缓慢的窄轨小火车。1967年暴动期间,沙头角唯一的巴士线曾经停运,《中英街1号》影片中男主角骑自行车接载女主角到墟镇上换乘巴士上学,相信正好反映了这段历史。

中英街这段边界从来不是正式关卡,沙头角管制站与深圳方面对应的沙头角口岸直到1985年才正式通关。因此在六七暴动至沙头角设关之前,香港警方同时要负责中英街的反偷渡与反走私工作,但英军也有戍边。华界中英街则一直由解放军驻守。

文革结束,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中英街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一部分,被视为大陆民众最容易购入进口货品的门户,再次商店林立。同时,深圳方面仍有签发证件给华界边境居民到英界跨境耕作。专门研究香港边境地区风俗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阮志博士在《中港边界的百年变迁:从沙头角莲麻坑村说起》一书中提到,英方意识到有人借机偷渡进入香港市区申领身份证,要求中方改善跨境耕作证件制度,足见管制区内的居民往来仍相对便利、自由。

中英街两边居民的往来便利程度随着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而有所收紧,而中英街的兴盛则在深圳市内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与地方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古迹宣传政策的改变,以至于近年跨境水客活动的影响之间,起伏不定。粤界在过去10年先后设立历史博物馆、警世钟等景点,并把3月18日定为“警示日”,宣传“勿忘国耻”思想。

今天粤界中英街作为旅游点,正进一步简化领取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俗称“桥头纸”)之手续,而港府数年前虽然缩小了沙头角边境禁区范围,但港界中英街仍维持其“禁区中的禁区”状态,居民进出须接受警员查验身份证与边境禁区许可证(俗称“禁区纸”)。只是港方禁区纸不随便发与非沙头角居民,因此香港普罗大众要想游览中英街,从深圳一方参加旅行团申请“桥头纸”进出,反而更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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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粤方将中英街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开放旅游;港方维持严格限制非沙头角居民进出中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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