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拥护谁反对:朝鲜改革开放路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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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中朝边境有点不同。虽然较之去年,过境的边贸大货车数量有所减少,但是朝鲜一方的海关人员、新义州当地居民见到中国游客的态度明显变化,出现了许多笑脸。在这个罕见笑容的国家里,除了在宣传媒体上看到金正恩的笑容外,在日常生活、街道上就再也找不着笑脸了。这或许是特金会后朝鲜发生的最大变化。

对外界来说,这些新近出现的笑脸最多只代表朝鲜国民心态的初始变化,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朝鲜是否准备真正弃核?无论弃核与否,朝鲜将如何改革开放?答案既涉及朝鲜如何继续或调整所谓的并进/双轨路线,也与中国的立场有关,中国将如何支持或者帮助朝鲜进行改革开放,是鼓励朝鲜模仿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道路,还是提出更为激进的建议,譬如休克疗法,抑或只是简单地延伸“一带一路”而不介入更深?只是,迄今为止,这些颇为有趣的话题只在北京的外交圈子里议论,而经济高层和决策层面似乎正忙于中美贸易战和金融维稳,而无暇顾及中朝间的经济事务,对中朝经济合作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茫然无知。

这种无知,一方面,朝鲜封闭太久,外界对朝鲜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现状所知不多,仅有韩国的情报单位、几家大学和更少的北美智库积累了关于朝鲜经济的年份估计,基本上难以判断朝鲜的内部状况;另一方面,形势变化太快使然,辽宁等边境省份的对朝经济政策还处在对接温家宝时代中朝经济合作框架已经过去而新的国际制裁还未失效的政策真空期,而负责对朝关系的中联部还没有跳出党际外交的迹象 ,如同朝鲜一半封闭在一个黑盒子中,让外界也难以判断中朝关系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包括中国对朝鲜核计划和弃核政策的真实态度。

至于从旅游观光的印象,或与脱北者及朝鲜商人的访谈,也只能得到零碎信息,总体上则接近于一个“不可描述”的不可知状态。在媒体、外交官和学者的实际交流中,对朝鲜内部的不可知状态往往伴随着对朝鲜变化的怀疑,人们很难在朝鲜的官方宣传和某些学者的大胆假说之间找到合适、可信的理论或逻辑,因此很难辨别朝鲜最近半年对外政策的戏剧性变化是否又一次讹诈。例如,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莫过于对朝鲜经济市场化的怀疑。如果已经相当广泛的市场化为真,那么意味着朝鲜灰色经济的存在可能赋予了朝鲜经济更多的灵活性,也就是目前的对朝制裁的效果对消弱核项目所需的大笔资金有效,但是远不到损害朝鲜人民日常生活的程度。也意味着,朝鲜的改革开放内部动力可能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强烈。

自我掠夺自我撤离

相对提出“短缺经济学”的著名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来说,另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玛丽亚.乔纳蒂没有那么引人注意,她专注于对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进行权力转型的结构分析。按照她的理论,直到20世纪初期,朝鲜都符合她所划分的“自我掠夺型”的权力模式:经济和人力资源被最大化掠夺,经济按照政治理性运行,大饥荒或者立即崩溃是显而易见的后果。然而,金正恩的路线调整合理化了1990年代中期大饥荒以来的自发市场化——这一市场化是作为极权主义慢性崩溃的自救,颇合卡尔.波兰尼的大转折理论——并容许旧的权力网络外的网络增长,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一场渐进主义的改革运动,这非常接近乔纳蒂所定义的“自我撤离型”转型。只要金正恩保持独裁权力稳定和控制——也是加速核计划所赋予的核心权力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危机所赋予的民族主义支持——就可能顺利完成“自我撤离”,也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避免体制崩溃,并且最终保证共产党的强权地位,例如中国模式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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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朝鲜平壤某钢铁厂工人。(摄于2017年)

乔纳蒂指出,相比自我掠夺和自我解体模型(如苏联),自我撤离最为依赖的变量是外部因素。从贸易关系角度来看,国际禁运加强了朝鲜对中国的依赖。2015年中朝贸易额为54亿美元,占朝鲜外贸总额的70%,而当年朝鲜的外贸依存度则超过50%,显示朝鲜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严重依赖。2017年,按“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发布的数据,在朝鲜外贸总额下降的情形下,中朝贸易份额却上升到94.8%,创历史最高水平。似乎,在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朝鲜,朝鲜已经正在不自觉地步上中国式的改革开放道路。而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朝鲜的社会结构、以及感知和推动这一变化的金正恩。

贸易救国

金正恩过去六年的改革虽然是渐进主义的,社会改变却是明显的。自发的市场化作为替代要素缓慢取代了旧的分配体制,延缓了体制崩溃,向金氏政权效忠的各级官员和平民都得以在市场化进程所赋予的有限空间里与最高领袖形成某种形式的分肥安排,从贸易收益中分取一定比例的“佣金”,用来维持效忠和自身利益。这也是朝鲜“并进路线”能够长期持续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以金氏家族为中心的指令经济(包含国际贸易)残余足够维持朝鲜的极权主义控制体制,而不被民生经济的崩溃所波及。

另一方面,在这些社会阶层背后,是金正恩任内“先军政策”的式微,一个以“贸易救国”为主体的朝鲜新经济隐约可见。外界甚至可从朝鲜的五个新社会阶层,判断出他们所大致对应的朝鲜经济结构的四个方面,分别以贸易公司和个体经营的形式出现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也改造着朝鲜的政治-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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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金正恩过去六年的改革虽然是渐进主义的,社会改变却是明显的。图为2012年朝鲜咸兴市街上的两个商贩。

第一是金氏家族及核心统治集团的特权消费。如劳动党的39室,通过境外毒品、伪钞、松茸等贸易为金氏家族的核心集团提供经费。但是,这部分特权经济直接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清单中可以辨别出其中的高级别贸易公司,如康邦贸易公司、朝鲜金山贸易会社、高丽银行,它们负责为朝鲜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筹措资金和原材料,以及在联合国制裁名单中屡屡出现的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大同信贷金融有限公司,还有直接为朝鲜原子能局采购物资的南川冈贸易公司等,这些直接效命于金氏家族、劳动党、和要害机关的贸易公司享有特权,从事大量非法贸易。

第二是次一级贸易公司和国营工厂,前者名义上隶属或挂靠朝鲜党政机关、协会和地方 党政部门,从事民生物资和普通工业原材料的贸易,后者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纷纷从中国接受订单,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双轨制经营”,他们的经营者也是朝鲜“社会主义企业家”的主体,最为活跃;

第三是地方小型商社和个体商贩,城市平民普遍参与其中,包括街头小贩和综合市场摊档,特别是女性作为主体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形成所谓“蝴蝶军团”,经常以自行车和步行背包作为主要运输方式,来往于城乡之间和中朝边境;

最后是自主性提高的农户,在金正日时代的大饥荒背景下,农民与干部形成了默契关系,农民可以利用房前屋后的家庭菜园生产粮食、蔬菜,以至于占土地3%的自留地一度提供了将近70%的农产品;到金正恩时代,合作社下集体劳动单位的作业班规模进一步缩小,农民耕作积极性有所提高,2018年3月朝鲜劳动党甚至召开了一个"农村青年作业班、青年分组积极分子大会"。除了2007年因洪水影响,2000年后至今朝鲜的农作物总产量都在缓慢回升,但是徘徊在500万吨左右,只及历史最高峰1984年1000万吨的一半。

这些新旧经济和新旧阶层的混合光谱中,依附各个权力机关、封建化的贸易商社居于主体,且其经营范围、资金等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特权,俨然现代殖民主义雏形的特许贸易模式,区别只是朝鲜为内部殖民主义,完全合乎乔纳蒂所定义的内部掠夺经济形态。

最新变化则是少了军队色彩,先军政策下军队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很难见到,不仅许多贸易公司转换门庭从挂靠军事单位转为党政机关,而且核计划本身吞噬了军队迫切需要的大量资金,还因核计划领导权的转换削弱了军队力量,军队意志再难以影响金正恩的对美媾和。

开放方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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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朝鲜的主要盟友。图为中国丹东的中朝友谊桥,桥的另一端便是朝鲜新义州。

中朝关系的缓和以及金正恩三次访华给朝鲜带来新的巨额援助对维系核心团体的效忠至关重要,再次帮助朝鲜政权延缓崩溃,如同1990年代中期美国给朝鲜的能源和粮食援助以及胡温政府任内给予朝鲜有限支持的效果。如果考虑到除了特权阶层以外的所有阶层都已经在过去的自发市场化进程中对与中国的交换和分工形成了道路依赖,那么中国今年上半年的援助承诺,倒是帮助朝鲜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形成了一个利益一致的开放方向或愿景——那就是中国。

朝鲜的所有阶级,包括特权阶级、新兴金主阶层和普通民众,特别是其中最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们,都在对中国的外部预算软约束(依赖)中获得缓冲。但只要离开平壤,就能在各个朝鲜城市的街头看到无数聚集在一起无所事事的失业者,还有百万规模沦为建筑大军却同样无所事事的朝鲜军人。留给两千万朝鲜国民在未来改革开放进程中保持尊严的选择并不多,留给金正恩加速改开、避免崩溃的窗口也稍纵即逝。这一焦虑或许最真切地体现在今年4月20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上,这次大会,金正恩提出“集中理论搞经济建设”,事实上终结了“并进”路线。中国因素,无论禁运,还是帮助改革开放,都成为决定朝鲜未来的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朝鲜的转型表面上和中国的对朝政策一样,都像一场“没有战略的转型”,貌似金正恩为了巩固权力而利用手中资源发起的一场国际博弈,最终借助外力实现了转型,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中国主席习近平都成为他的盘中棋子,玩了一场空前成功的"事大主义"游戏。但更为深层的,似乎在于,面临体制崩溃的金正恩置之死地并无更多选择,以对美挑战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避免其立即到来的体制崩溃。

换言之,朝鲜的改革已经开始,虽然外界并无认知,而接下来的开放以及向谁开放才是朝鲜的致命问题。1990年,中国政府曾向越南提供“革新”的政策建议,在秘密达成和平协议后鼓励越南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从而在其后至今的将近三十年里牢牢控制了越南,也成功管理着两国再未发生陆地边境和海上的冲突。外界或有理由相信,在越南之后,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中国也不会放弃在朝鲜推广“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机会。

越南和朝鲜本来就是中国历史学说所笃信的朝贡体系的唯一两个“属邦”,也是中国保守意识形态所坚持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最后两个国家。面向中国的开放,意味着有限的开放,也符合朝鲜维持政权的需要。至于弃核的路线图,已经不在于回归中国之人类共同体怀抱的朝鲜,而完全取决于中美间的意志。

美国务卿蓬佩奥上周访朝结束后也暗示,越南模式是朝鲜的现实选择,颇有现实意义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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