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香港书展人物:独立文人野夫的十年“蜕变”

野夫 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十年前,因为发生在四川的那场地动山摇的大地震,作家野夫与这片水土产生了机缘。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一系列村民自治实验和基层政治改革实验;十年后的他,似乎已经露出疲态,还夹杂着一些心灰意冷。在他眼里,中国的改良之路越来越渺茫。

2018年7月,野夫作为嘉宾出席2018年香港书展,在演讲中剖析他在过去十年,如何从一名社会改革的践行者转变为时代的见证者。

野夫原名郑世平,笔名取自"山野村夫"之意。他的前半生中,曾阴差阳错当过警察,为体制内的核心部门工作;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因支持学生断然辞职,还因为参与掩护民运人员及"泄露国家机密"被关进铁窗。

野夫的经历和创作《1984》的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有几分神似——奥威尔青年时代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后离开,后来撰写的书籍对意识形态控制等形式的极权统治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描写和批判。

走出牢狱后的野夫以出版和写作谋生。他的作品以散文见长,在缓缓道来家人、朋友的故事中,企图投射中国当代平民百姓的真实一角,呈现大历史下小人物的创痛与悲凉。他在内地出版的代表作是散文集《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等,在台湾出版的作品包括散文集《活着为了见证》、《大地呻吟——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思考》等。

野夫在香港书展的演讲中说,十年前,他认为中国还有改良的机会和可能。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因为恰好在四川做调查,他先募集了钱款和物资,然后决定将改革的试验带进乡村。野夫在一个县进行了乡村自治实验,让村里的各个小组选举村民议员。接下来,他与研究农村、政治问题的学者们更进一步,在当时不违背任何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策划进行了县内人大代表部分专职化改革。

即使这个实验受到了当地百姓欢迎,但仍然终止于中国官方的禁令。野夫也彻底放弃做一个践行的知识分子,回到了书斋,冷眼旁观时代向何处去。

野夫说他是自由作家,信奉自由主义,不依附于体制或国内外任何一个组织,写自己所想写、愿写。写任何一篇文章之前不考虑能否出版或发表,而是完全、自由、尽兴地表达自己。

但是他拥有的自由看上去十分有限。回到书斋后,他因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原因”忽然不能再出版新书,连续几年也不能自由出境。在回答问题环节,有听众问他如何看待最近他的好友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刘晓波遗孀刘霞获准出国一事。“她能够出来养病,我对为她感到高兴”,野夫的回答似乎有点意味深长,“只能说到这儿了。”

十年中,野夫从践行者到见证者的无奈选择,也折射出在不断紧缩的社会空间中被迫收声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BBC中文在书展期间对野夫进行了专访,与他探讨这十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和野夫谈独立知识分子及审查制度

(访谈摘要经过整理与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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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汶川地震后,野夫在灾区组织开展基层民主试验。即使这个实验受到了当地百姓欢迎,但仍然终止于中国官方的禁令。

BBC中文:您说这十年来您从践行者转变为见证者,什么促成了您的改变?

野夫:我觉得这十年来的变化就是,改革、改良之路越来越渺茫。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个人参与社会改良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出于自我爱护也好,出于心灰意冷也好,只好选择一个作壁上观的道路。古人早就说过“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我个人十年的变化确实代表了一批人的变化,这批人多数是类似我这样的读书人。我这一类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在体制内,也有一小部分在体制外,在体制内比如说贺卫方、于建嵘、张鸣。这类人是指我们这些三观基本一致的人,经济上偏左政治上偏右,就是经济上我们关注公平,政治上关注自由。像我们这些曾经很活跃、天天发声的人,你会看到现在还在发声的越来越少,那说明发生了与我类似转变的人不在少数,或者说颓废了、消极了,懒得说了,这是十年来的一个变化。

BBC中文: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空间不断紧缩,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做些什么?

野夫: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个批评者,是一个担当者。要担当道义,要承担社会良知,要出于良知和道义的立场对社会有所批判。即便今天,我不去做一个实践意义上、行动意义上的践行者,我还是在做一个批评者。

我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在文革、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中依旧有那些坚持者。知识分子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不应该完全束手无策,完全坐以待毙。知识分子可以是一个见证者,也可以是一个记录者。一个记录者记录自己的时代,对于未来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份贡献。当然还有更勇敢的知识分子到今天为止一直在做建议者、批评者,从老太太资中筠到中年人贺卫方等那么多知识分子还是在发声,还是要像一个正常人说话,每一个人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噤若寒蝉,更不要自我阉割自己。你坚持对的,人类文明总是有一个大的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BBC中文:您在演讲时有一些伤感,您的悲伤是来自不能再发声了吗?

野夫:觉得个人的努力放在历史中力不从心,或者发现无济于事,都会因此而感伤,也都会因此而变得消极。你做不到治国平天下,你甚至都不能参与谈治国平天下,又做不到修身齐家,个人生活也一塌糊涂,社会生活也一无是处,人会堕入虚无的。

BBC中文: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份被批评为口炮党(主张以变革、激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有一些属于改良派。您为什么会倾向改良?

野夫:我倾向于改良,首先改良的代价最低,我说的代价是中国朝野双方的代价。因为社会转型最合乎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大家都不要死那么多人,都不要付出太多代价。出于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立场应该选择这个。第二个原因是,科技、军事发展到今天,传统的革命毫无可能。我研究基层社会,研究范围包含这个社会是怎么维稳的,我认为不可能。

BBC中文:您认为改良之路越来越渺茫了,那中国社会会往哪个方向走?

野夫:我们观察到,很多河流到一个转弯的地方就一直在那儿打旋,但它最终旋着旋着它还是要往下游走,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旋流中间。往那边走很难说,中国历史和世界史都有很多吊诡之处,每一种转变常常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这就是我们个人在大历史面前的无能为力和渺小,无法做出预判它会在哪一天朝哪个方向走,这是无法预测的事情。

BBC中文:您怎么看审查制度?您认为审查制度会对作家和文学有什么影响?

野夫:我反对审查制度,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决反对审查制度的,审查制度妨碍一切知识文化的正常的发展、发育。

审查制度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这一个国家才有,很多极权主义的国家都有过,比如说前苏联,但是它也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文学。审查制度固然不好,固然万恶,但是审查制度不足以扼杀掉所有好的文学,就是说,我们戴着锁链就不跳舞了吗?戴着锁链还得要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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