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央行行长易纲释放信号,货币宽松与贸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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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上任后首次出席“两会”记者会

3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首次以行长身份出现在“两会”记者会上。他回应了关于中美贸易谈判进展,以及2019年中国的货币政策。

易纲透露,中美贸易谈判的确涉及汇率问题。这引发外界联想,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的覆辙,也导致中国经济长期萧条?

此外,中国央行从去年底开始大规模降准应对经济放缓,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缓和,2019年中国还是继续“放水”吗?

中美贸易谈判与“广场协议”

中国两会召开之际,中美间的贸易谈判并未停止。此前消息称,中美谈判已经在汇率问题上达成一致。引发中国舆论担忧,汇率条款是否会成为日本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贸易战后签订的《广场协议》,使中国经济也陷入长期停滞。

从1975年开始,美国共针对日本发起了15次“301调查”,以缩减美日间三四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80年代对日的贸易战并未帮助美国显著减少贸易逆差,美国将原因归结为美元对日元汇率的高估。1985年,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五国在纽约签署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日本积极提振内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造成疯狂的地产泡沫,使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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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并未正面回应中美达成什么样的汇率协定。他介绍,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如何尊重对方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第二,双方都应坚持市场决定汇率制度的原则;第三,双方都应遵守历次G20峰会承诺,包括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双方都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等。

有学者认为,第二个广场协议之说多少有些无稽之谈,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与80年代的日本有天壤之别——在国内,中国增长动力已经由出口转向消费,2018年中美零售市场规模相当,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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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的空间不大了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使中国经济增长逆风航行,同时央行实施了货币宽松政策用以冲抵经济进一步放缓。

2018年初至今,央行一共五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下调3.5个百分点。

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趋缓,那么是否还会继续降准?会降多少?

上一轮连续降准后,中国银行业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11%左右,其中农信社的法定准备金率最低可到6%至8%。相比国际而言,易纲介绍,就总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来说,美国是12%,欧洲也是12%,而日本更高,超过20%。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三档存款准备金率加权平均是11%,而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只有1%,因此总的准备金率为12%,跟发达国家水平差不多,远低于日本。

因此,易纲表示,“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问题,这个阶段中,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且必要的。我们存准率下调还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空间相较于以前要小多了,这方面要考虑资产配置和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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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称,现在中国的准备金率还远未达到甚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6%),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今年底前继续降准将是大概率事件。

但多次降准,也带来副作用。上述分析称,降准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汇率,货币宽松必然带来汇率的压力。如果未来美联储继续加息,还会加大货币流出压力,影响中国国内的投资。

此外,今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去年相比少了"保持中性"四个字,是否意味着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会偏向宽松呢?

对此,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未变,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调节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在结构上要加强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同时还要兼顾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来考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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