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八:中国百姓 同情多于行动的旁观者

工人声援学生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AFP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八九民运之初,大学生刚刚走上街头时,呼喊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为民请愿”。

然而,在请愿的学生与为之请愿的民众之间,隔着一道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为民请愿

当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后来成为学运领袖之一的王超华,最初也是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的:

“到了广场以后,发现学生拉的队伍很严,纠察队不让进。我掏出兜里的学生证,解释说我找不到我们学校的队伍,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行不行?结果他们还就让我加进来了。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学生证,把我和市民分开了。”

当年的北京时装个体户吕京花,兜里没有学生证,她对学生们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学生组成纠察队,你纠察什么呀?学生有了自己的组织,下一步就应该接纳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推动壮大运动。学生觉得,如果政府来镇压我们,我们需要人民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为的是国家的利益。学生们认为历史的使命就落在他们的肩上了。他们不明白的是,历史的重担不是几个年轻的学生们能承担得起来的,必须靠全社会的力量。而学生们却怕民众参与进来,觉得工人一参与就会坏事,市民一参与就会坏事。运动一开始,学生们给人们的感觉是他们很骄傲。”

天子之骄

吕京花后来成为八九民运中的民间组织“工自联”的骨干、鼎力支援学生,那是后话了。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袖唐柏桥承认,吕京花的一番话相当准确的说出了当时学生们的心态:

“我们这些1980年代的大学生都应该记得我们被称作什么?我们被称作‘天子之骄’啊。大家都不叫我们大学生,而说你们是天子之骄。天子之骄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特权。你们是贵族啊,所以你们搞学潮就没有问题。在八九之前,学运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但都没有工运、农运,为什么?因为工人农民想的很清楚,你们上街游行可以,我们上街就丢饭碗进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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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吕京花:“学生们认为历史的使命就落在他们的肩上了。他们不明白的是,历史的重担不是几个年轻的学生们能承担得起来的,必须靠全社会的力量。”

单纯学运

已故的原赵紫阳智囊之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在纽约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学生们以天下为己任难能可贵,但排斥社会其它力量,未免太书生气,也太自负了:

“学生们要保持运动的独立性,觉得我们不能被知识分子操纵、我们不能让工人介入、我们不能跟党内的改革派接触,都是很幼稚的想法。甚至到5月17号,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已经断水断电的情况下,学生们还以为自己已经胜利了,还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呢,论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

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学生们一直是把它当做一次学生运动去搞的,考虑的是保持学运的纯洁性,而不是鼓励民众的参与:

“实际上我们提出的包括‘平抑物价’等要求还是与群众生活有联系的。应该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你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学生的确没有发动民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八九年实际上是一场学生运动,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场政治运动去搞,去发动工农群众,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学生们的小心谨慎,是因为头上顶着一顶“动乱”的帽子,怕被政府抓到任何一点把柄。王超华说,她感觉,老百姓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就是理解的,而且是配合的:

“学生与市民身份的明确分开,实际上是二者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现之一。在最初的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和4.27大游行的时候表现的很清楚,市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区分,并没有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相反他们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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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韩东方承认,广场上的工自联不过是个空架子虚头衔,它既无组织基础,也不具有代表性。

同情支持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4月27日,当学生们冒着危险奋起抗争走上街头时,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站了出来,给学生们以英雄般的欢迎。

后来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说,街边的老百姓看似散兵游勇,但其道义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老百姓对学生的游行队伍夹道欢迎,往队伍里扔冰棍,往里面扔钱什么的,这种狂热的情绪说明了,虽然老百姓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纲领性的政治诉求,但老百姓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对中国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心里是绝对清楚的,表现出的热情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在自觉的维持秩序,都把这个运动当做自己的运动来保护。”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长达一周的绝食,把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都推向了极限。运送昏倒的绝食学生的救护车在长安街上飞驰,嘶鸣的警笛震撼了社会各阶层。

绝食到后期,每一天北京街头的游行都超过百万人。一些市民不再只是喊口号支持学生,而是站了出来。吕京花说,她本人就是这么卷入八九民运的。

“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后,我就和其他几个邻居,拿上水和一些食品,到广场上送给学生。我就是想让学生们知道,我们市民支持你们,就这么简单。”

市民组织

5月20日,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但是,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却被北京市民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纸空文。

天安门广场上,“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市民敢死队”,“市民自治会”纷纷挂出招牌树起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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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5月22日,执行戒严的军队的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传单,要求学生市民离开广场。

但是,八九民运后致力于独立工会建设的原工自联领导人韩东方承认,广场上的工自联不过是个空架子虚头衔,它既无组织基础,也不具有代表性:

“我自己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工会应该怎么组织。工会应该是在工厂里的,我们却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一个工会。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记者问我,你们工自联有多少会员?有多少工厂加入你们?因为你们叫工人自治‘联合会’。我现在明白了,‘联合会’就是很多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会。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就那么几个人,就来了个‘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所以当时记者的问题我答不上来。”

政府宣布戒严后,面临暴力镇压的威胁,天安门广场上和闹市街头,每天不乏慷慨激昂演讲的市民,呼吁工厂罢工,市民罢市,用实际行动支持学生。

禁若寒蝉

然而,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除了到后期一些单位组织的集体声援学生的游行外,工人既没有罢工,市民也没有罢市,更没有出现像学生那样的,能真正代表社会其它力量的独立组织。

直至六四开枪镇压,无辜的受害学生和市民的流血,也没有导致人们期望的“起义”。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当时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市民去支持学生,而大企业的工人都不敢。为什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亲自下了命令,哪一个工厂的工人要上街,首先开除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然后处理工人。所以那些天里党委书记和厂长们就守住工厂的大门口不让工人出去。工人只有在下班以后悄悄上街(游行)。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1960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在民工潮还没有涌入城市的1980年代末,占了中国人口80%的农民,当时对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被指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离北京。王军涛在逃亡中与农民的接触,给他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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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六四镇压后,一些工人、市民被当成"暴徒"草草审判、处以重刑甚至枪决。

“农民们显得忧心忡忡的。我逃到安徽的时候听农民们说,城里的大学生在造反。我在火车上听一老一少两个农村小贩在议论,年轻的问会怎么样呢,年老的说谁知道,恐怕又要乱了。听这些农民议论八九民运,像在谈论一个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故事。”

学生领袖王丹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北京街头,虽然每天人流涌动,但大多数工人、市民、农民还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工人农民阶层当时还没有进入到自觉自愿的程度。他们有情绪有牢骚,但总的来说还是看热闹。他们也不明白学生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觉醒。”

柴米油盐

吕京花则认为,学生们满口的民主人权的洋名词,让老百姓觉得,这与自己每天操心的事情不相干:

“老百姓对于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人权,这些洋话洋面包,对老百姓来说太高级。老百关心的是政府尽量不要腐败、物价尽量能控制、生活能尽量稳定。老百姓就是比较实际。”

那么,如何将民主自由之类抽象的名词,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划上等号?韩东方认为,这是进行民主启蒙的重要一环,而且,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

“我自己作为一个工人,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公式,问自己四个问题,把这四个问题答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是民主了:你是谁?你应该有什么?你失去了些什么?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怎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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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占了中国人口80%的农民,当时对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精英草民

八九民运历时近两个月,波及了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甚至一些县镇。流亡作家郑义认为,从民主自由意识的启蒙和政治诉求的表达这个层面来看,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的统治,中国人民是处于一种极度的无组织状态,很难形成鲜明集中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游行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在游行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原来别人想的与我自己心里悄悄想的是完全一样的。八九民运把分散的对这个政权的怀疑和对民主的追求,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表达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陈一咨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街头运动,仍然是共产党思维方式的惯性延续。中国的民主化要靠制度的演进,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成为广大工农民众的代言人:

“这种假想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知识分子成为白领,白领阶层成为公民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代表,才能对不合理的制度或者说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利益集团施加有效的压力。”

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是要靠精英政治还是草根运动?1999年,六四后第一个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记者在美国纽约见到了八九民运中北京个体户组成的声援学生的摩托车队“飞虎队”的召集人宋书元。宋书元当时的一番话,在又过去了20年后的今天,更显的耐人寻味:

“纪念固然应该纪念,但纪念死者应该是给活人以动力。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精英领袖们仍然在讨论,仍然看不到民众的力量,仍然把老百姓看的很淡很淡,把自己看的很高和高。这是整个10年来我最痛苦的。”

中国的民主化如何演进?八九民运给中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我们在这个特辑系列的最后一集还将专题探讨。

未完待续。明天请继续关注六四30周年特辑之九:八九香港 让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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