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特辑之十: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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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六四”,又到周年。1周年,10周年,20周年……一晃,30年逝去。

30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它对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试图回答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大命题,不妨先引术两段语录:

两段语录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第一段语录,摘自1989年4月26日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它是邓小平为刚刚起来的学潮钦定的性质。

第二段语录,是“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开枪杀人的前一周,在5月28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高潮中录下的一段录像。

“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我们不妨顺着这两段语录做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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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 卅年

邓小平当年下决心开枪杀人、不惜以学生平民流血为代价结束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个根本的理由是:“中国不能乱”。

这个所谓“乱”的结局,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产党下台,一党专治制度在中国的崩溃瓦解。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表述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六四”镇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被当作了“镇压有理论”的佐证。邓小平身后历代中共领导人,都高举“不能乱”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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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严家其:“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江泽民上台高喊“维稳”,胡锦涛上台高喊“维稳”,习近平接掌权利后仍信誓旦旦的要“维稳”、“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习近平的“维稳”,从范围、规模、手段和深度与江胡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指为“黑手”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六四”镇压后,共产主义实际上已被邓小平抛弃:

“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六四’镇压后邓小平意识到,他不得不以放弃共产主义做为继续维持一党专制制度的补偿。苏联东欧共产体制崩溃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决心搞资本主义。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就是以确保一党专制的继续为前提。所以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利介入市场,不公平竞争和对腐败的依赖。”

政治严冬

江泽民、胡锦涛都萧规曹随,以默认各种利益集团的腐败换取对权利核心的支持。1989年,学生们高喊“反腐败,反官倒”走上街头,但30年前学生们要反对的腐败,与今日中国的腐败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习近平则是高举“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变成了巩固权利、打击异己、获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说,江胡时代中国的政治气氛还有时松时紧的间隔,还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话题上议论吐槽的话,那习近平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已经彻底封杀了任何不同声音的发声渠道和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从政治异见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从维权人士到少数民族、从网络大V到演艺名流、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敢于挑战一党专制,甚至稍微与“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严酷打压乃至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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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六四”镇压30年后,习近平正在把中国拉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习近平治下,正在借助网络新技术,把乔治·奥维尔笔下虚构的“大哥”全方位监控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意识形态上,习近平正在试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如果说,30年前,“八九”民运在中共建政后最温暖的政治“小阳春”中爆发,那么,30年后,中国正在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擦亮眼睛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语录。柴玲30年前录下这段话时的状态、她的话是否被误解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人被打死,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当柴玲等学生领袖挽着手臂带领同学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发生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擦亮了全中国人民的眼睛”了吗?

30年前,当“六四”的枪声划破北京的黎明的时候,人们预言的罢工罢市、全民揭竿而起、万众汇集广场保卫学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6月3日晚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警告“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也就是军队拿到杀人令牌后,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50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这里绝无指责之意。那个凌晨,迎着枪弹、迎着坦克挺身而出的学生市民大有人在。

从分析“八九”民运政治遗产的角度,这里要说的是30年前运动领导者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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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89年6月4日天大亮后,北京市民看到的景象。

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八九”民运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时,必须要对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有一个现实的、清醒的认识:

“人们曾说你一杀人,全体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来反抗了,那你对老百姓就估计错了。而且从根本上就估计错了。你以为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专治?要通过一件什么事来教育老百姓?其实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对的。对专治不反抗不是因为不知道它专治,而是知道专治的厉害。”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1960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噤若寒蝉

那么,先于民众“擦亮”了眼睛的知识精英群体,一场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让他们更加心明眼亮,执着追求了吗?

“八九”民运的主体和主角、1980年代的大学生,尽管被批评幼稚冲动、缺乏政治技巧,但他们忧国忧民、推动中国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纯洁而炙热的。80年代的大学生,在1989年那个春天,勇敢的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吹响了社会的号角。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为“黑手”的知识分子精英,尽管被指责“软骨头”,没有挑起大梁。但是,一批曾饱受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已经领教过中共专制制度的“厉害”的公知,还是在1889年那个春天挺身而出,与青年学生走在一起。在他们走上街头之前,与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已经成功的营造出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宽松、自由、活跃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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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八九民运后的30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一国两制”的香港。

然而,这场小阳春在89年那个春天嘎然而止,乍暖还寒。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国的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王军涛说:

“‘六四’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丢了多少条人命,而是这个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体变革的机会。‘八九’之后从党政军到知识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着,主导‘八九’民运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

30年来,这样的“和平变革”机会再也没有出现。中国的民主力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没有恢复元气。

不屈不饶坚持奔走呼号者仍有。已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是一个典范。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辙附和“主旋律”的话。

“八九”民运后的30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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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30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一国1.5制”

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让北京震惊。“八九”之后的30年,“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字眼常常与香港连在一起。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紧。

1989年5月21日,超过一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北京实施戒严,声援大陆的民主诉求。那次空前规模大游行的组织者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30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被判监禁16个月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对BBC说,“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在慢慢走向“一国1.5制”,甚至有一天会是“一国一制”。

毋忘“六四”

过去的29个“六四”周年,香港支联会都组织维园烛光悼念晚会。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毋忘‘六四’”。

临近“六四”30周年,香港支联会4月17日在立法会外启动了“毋忘‘六四’号”宣传车。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30年来,有关“六四”,中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试图彻底抹去有关“六四”镇压和“八九”民运的一切纪录,就像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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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镇压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在不知“‘六四’是什么”中长大。

有形的纪录可以抹去。人们的记忆也可以抹去吗?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曾经历了“八九”民运的一代人中,“自觉”抹去“六四”记忆者,相信不在少数。

曾是BBC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的林慕莲(Louisa Lim),几年前出版了回忆“六四”的专著《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慕莲说:“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30周年,对于任何一个纪念日,都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纪念“六四”,意义尤殊。用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话说,“‘六四’30周年的纪念,可以说是仍以‘六四’亲历者为主体的最后一次最受瞩目的纪念。”

实际上,过去30年来笔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过的“六四”亲历者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尊信,戈扬、王若望,许良英等等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她们或在流亡中客死他乡,或在中国政府的监视下默然逝去。

又到周年。30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如何纪念?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任何一个相信正义和道德的人,都应该面对的。

六四30周年十集特别系列结束。请继续关注BBC中文网有关六四30周年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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