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1989年11月21日,项小吉与妻子流亡美国 图片版权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1989年11月21日,项小吉与妻子流亡美国

一边是广东虎门荒凉的海岸边,一边是不夜城香港繁华的商业区旺角。吕京花自己也有些恍惚,怎么几个小时之内,她就从政治气氛一片肃杀的大陆逃到了安全的香港。

她从广东虎门出逃时,周围像是荒郊野外,零零散散地点缀着几座房子,灯光灰暗。天上戏剧性地下起了雨,她没打伞,在稀稀拉拉的小雨中走到岸边上船。

她到旺角时,这个香港热闹的商业区灯火通明,街边有卖饮料的、卖烧腊的,还有人在街边打边炉,火锅面条热气腾腾。望着这座不夜城明亮的夜色,吕京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真的逃过了共产党这一劫吗?”

1989年6月,中国政府对天安门的抗议学生和民众清场后,开始通缉一些学生领袖和社会参与人士。这批人在内地城市和农村到处躲藏,颠沛流离中希望找到一处安身之地,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广播员吕京花就是其中之一。

幸运的是,在中国大陆当局撒下的天罗地网中,香港一批仁人义士们通力协作,搭建起一条通往自由的生命线。吕京花顺利进入这条“地下通道”,从广东偷渡到香港,随后流亡美国。在目睹中国当局的血腥屠杀后,她逃过可能面临的抓捕、审判以及牢狱生活,颠簸中走向自由世界。

后来,传媒和公众把这条解救了数百名民运人士的“地下通道”称为“黄雀行动”。

接头

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

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

1989年6月9日,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在石家庄未作停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6月11号,她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

“什么《星岛日报》、《成报》……就像你们BBC都有,都一张一张卡片,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吕京花回忆。

1989年春天,吕京花与女儿 图片版权 Lu Jinghua
Image caption 1989年春天,吕京花与女儿

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电话中,吕京花含蓄地说,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身体感觉不适。

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她显而易见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帮忙,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她知道,就心灵一点通……”

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并跟她约定,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一下火车,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

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经过简单交流,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希望把她救出去。

“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觉得)你要出去,”吕京花说,“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看能不能救我。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我说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吕京花,可以准备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可以出发了。

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见面,你有没有害怕?万一(是)政府安排的人”。

后者承认,“怎么不害怕!”心里忐忑得要命, 而且为防止不测,接头时,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后面,这样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

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 图片版权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

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他与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

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经南昌、武汉、芜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

7月,风声越来越紧,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无奈之下,决定离开中国。

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华早报》作为接头暗号。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一面是一只牛头,另一面写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

汇丰银行钥匙扣 图片版权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项小吉的接头暗号是一只汇丰银行钥匙扣

“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走,你什么都不要问,”项小吉回忆,“我说我记住了。后来没多久,就来了人。”

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

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从大陆逃亡海外。 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关键词不乏“枪战”、“跳海”和“喋血”。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准备偷渡香港。

途中出现小波折。21日当天,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船却没开,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当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

8月22日晚,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颜色,只记得船不大,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刚好坐满。

项小吉的日记 图片版权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项小吉的日记

项小吉说, 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驶离海岸,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感觉这一步踏出去,也许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国”。

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国解放军边防巡逻艇。远远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军装、船头架着机关枪。项小吉不清楚船上总共有多少军人,看到的大概有两三个。

巡逻艇围着他们的小船转了两圈。吕京花说:“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抓我们的来了”。

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善意。巡逻艇逐渐靠近他们的小船,把六人一个个接上了艇。“我们上这个船的时候,他拿手还托我们一把,”吕京花说,“我就觉得好像还行,好像这个人是救我们的人。”

上船后,一名军人到船的底舱跟项小吉谈话。“他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然后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要我给他签一个名,”项小吉回忆。

项小吉的日记记录,他们在当晚8点50分上了第一艘船,9点换了边防巡逻艇,9点55分到达香港。

1989年8月至11月,项小吉与妻子住在香港西贡 图片版权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1989年8月至11月,项小吉与妻子住在香港西贡

项小吉认为,整个流程“地下通道”策划人安排得非常周密、专业,“一环一环,这个人把我们交到下个人手里,下个人再把我们交到再下一个人手里,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们根本就不用管这个人是谁,跟着他走就是了”。

项小吉说,他们事先与香港方面约好,上岸之后如果看到远处有车闪灯,就过去上车。他们顺利地上了一辆中巴车,一路上换乘两三次,抵达了“地下通道”参与者者陈达钲(人称"六哥")在旺角的办公室。

吕京花至今还记得六哥当时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啊。”

“地下通道”还是“黄雀行动”

最初,这项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计划一直被称为“地下通道”。香港牧师朱耀明回忆,“黄雀行动”这个名字是香港演艺界人士岑建勋1991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提出。岑建勋一直被外界视为黄雀行动的重要参与者。

按照字面意思,许多人将黄雀行动解读为来自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大陆当局为“螳螂”,民运人士为“蝉”,这帮香港的热心解救者是“黄雀”。

不过,香港民主派元老、原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其自传《大江东去》中说,这个解释并不符合行动的性质,“即是说,逃亡人士是黄雀,中共即螳螂了,黄雀是恶过螳螂的,应该很容易就能啄死螳螂”。

司徒华的解释来自曹植的一首诗《野田黄雀行》。“这首诗,讲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他,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贴切。”

朱耀明 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朱耀明

而朱耀明认为,岑建勋说的“yellow bird”(黄雀)来自于一首美国民歌,意思是“你要在天空自由地飞行”。BBC中文近日曾多次联系岑建勋采访,但他以采访邀请过多、感觉疲乏拒绝了采访。

秘密此时难解

关心大陆民运的香港牧师朱耀明是黄雀行动主要执行人之一。他还记得1989年6月3日黄昏,他在香港参加一场婚礼。与他同桌的都是曾去北京采访报道八九民运的记者。大家都很关心北京的局势,就在婚礼宴会桌上放了一台收音机一直听着。

“黄昏的时候说在木樨地开枪了,我们都很震惊,(是)真的开枪,”朱耀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很激动。当天深夜,他在电视上看到,有人推着木板车上的伤者去医院,还有医院里躺着的死难者遗体,震惊、愤怒又伤心。

他对主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呢?电视上看到,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1990年4月,吕京花刚到美国后到哈佛大学演讲 图片版权 Lu Jinghua
Image caption 1990年4月,吕京花刚到美国后到哈佛大学演讲

1989年6月中旬,朱耀明听说有人开始运作一个“地下通道”,帮助营救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6月底,司徒华问他,“朱牧师,你帮帮他们好不好”,于是朱耀明加入。

司徒华曾在自己的自传《大江东去》中透露,黄雀行动由多个部分组成。首先,逃亡者要通知黄雀行动负责人,然后他们要想办法到达边境,由负责人派人用船只接应、越过国境到香港。接着,黄雀行动负责人要安排逃亡者在香港的饮食起居,还要寻找其他国家收容他们。

司徒华称,偷越国境行动是由地下社团组织(黑社会)的走私集团负责。“他们利用走私路线和国内的地下关系,安排民运人士逃亡,而这些越境线路,由不同走私集团负责,分几条线路进行,各线路之间互不知道,也不通消息,避免其中一条线路被破获,影响整个行动,”司徒华在书中写道。

朱耀明透露,参加黄雀行动的有四支队伍,他们都非常同情八九民运人士,陈达钲负责其中一条。

在过去三十年中,陈达钲参与黄雀行动的具体经过曾被广泛报道,他也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讲述当年的经历。不过,近日陈达钲拒绝了BBC中文的采访。

目前,公众仍然对其他三支队伍知之甚少,仍然隐于幕后的还有黄雀行动的决策人。朱耀明指,决策人有三名。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他现今仍不愿透露这三人的信息。

过去三十年来,媒体对于黄雀行动的具体救亡人数的报道多种多样。朱耀明说,从内地经过香港到达外国的民运人士约有400人,其中分两种,一种是黄雀行动参与者到内地营救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偷渡到香港的,朱耀明笑称这种叫“自由行”,这种“自由行”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

吕京花如今是一名地产经纪人 图片版权 Lu Jinghua
Image caption 吕京花如今是一名地产经纪人

黄雀行动耗资巨大。朱耀明说,整个行动的总花费在1500万港币以上,其中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成立的中国民主基金出资300多万,剩下的来自1989年5月27日为八九民运筹款而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曾担任中国民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据他叙述,中国民主基金为黄雀行动出资350多万港币,其中项小吉和吕京花一行六人的费用为80万港币,这些救援的钱全部来自香港市民捐款。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30年,黄雀行动还留下许多待解谜团。朱耀明已经将黄雀行动的详情写成一本书,但他并不打算马上出版,因为书中提及很多人的真名,考虑到现在的政治环境,若书出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现状

离开中国后,吕京花和项小吉都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吕京花先学英语后学专业,在国际女服工会工作数年后进入地产行业,成了一名小有成绩的地产经纪人。项小吉到美国后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美国纽约州的执业律师。

项小吉到香港之后得到了那条汇丰银行的钥匙链留作纪念,他将其保存至今。这枚钥匙链背后的故事改变了获救者们的一生,他们没有沦为阶下囚反而开启了新的人生。而那些冒着危险救助他们的人,则各有各的坎坷和悲欢。

1989年秋,李龙庆因营救民运人士王军涛和陈子明被捕,随后被大陆当局判刑4年。实际服刑两年半后出狱。

项小吉 图片版权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项小吉现在是一名律师

参与黄雀行动之前,李龙庆在深圳一家酒楼做总经理,加入行动后辞掉了工作,全心全意救人。三十年过去,目前李龙庆在香港从事工程生意,不再参加社会运动,不过每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他都会到场点一盏烛光。

朱耀明近年来则仍然活跃在公众视野。2013年,他与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副教授陈健民推动占领中环运动。今年4月,朱耀明因串谋公众妨扰罪被判囚16个月,缓刑两年。

他们至今都不后悔当年的参与。

李龙庆同情学生的遭遇。“当时都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多的,救到一个是一个,”他说,“都是凭着良心去做这件事,我认为这个运动、这些学生是对的。”

朱耀明则用了一个比喻解释自己的初衷:“因为我们都是人嘛,特别我是一个牧师,你看到小孩掉在水沟,你不会考虑什么,你马上把他扶起来,不会想什么后果,这就很简单的事情。”

不是尾声

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英治时期地位特殊的香港多年来一直是“太平门”,是紧急逃生出口,是不受中国大陆统治当局管控的自由之地。

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认为,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已不可能再成为内地异议人士“太平门”。

“89年的时候,香港还是英国政府管治的殖民地,英国政府还是主权国,那个时候内地过来的人如果要求政治庇护,香港政府要处理,因为英国是难民公约成员国,”何俊仁说,“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香港是不可能、不可以处理在同一个国家里的难民。”

朱耀明也不认为今时今日黄雀行动能重演。

朱耀明说,1989年能够成功救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港英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让民运人士到港居留,法国政府给他们签证。

不过,蔡耀昌仍然对人心怀着希望。

“如果现在六四重演,我想还有人去做(救援),”他说,“可能比过去更困难,风险更大,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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