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两个“反送中”抗争者的自白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五年前,香港大批市民占领主要道路79日争取普选失败而回,当时有人在现场挂上横额,说“We will be back(我们将会回来)”五年后,大批市民真的重回金钟现场,实现了“占领2.0”,但这场新占领,很快便被警方武力驱散。

6月12日,香港爆发一场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方动用约150枚催泪弹、数发橡胶子弹及20发布袋弹驱散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香港警方和政府形容这是“有组织的暴动”,示威者指责是政府漠视民意,强行修订《逃犯条例》,才引发不满情绪升温,并批评警方过份使用武力。

BBC中文采访两位参与这场抗议活动的示威者。但受访者要求用上化名,以免被政府秋后算账。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我们或是真枪实弹的一代”

“我在高中时已经意识到,我们是催泪弹的一代,也许会有一天要面对真枪实弹,”20岁的大学生钟同学对BBC中文说。

她接受采访时再三叮嘱我不能录音、不能拍照,“最好把电话也关掉”,我们透过中间人相约在公园一个角落聊天,她带着口罩,生怕记者已被人跟踪。到底是甚么时候在香港采访一个青年需要如此戒备?

她说,从2012年香港出现反对国民教育运动起,便经常看新闻,“越了解这个社会,便发现越多荒谬的事情。”

五年前的“雨伞运动”、三年前的“旺角骚乱”,她尚未成年,忙于学业而无法参与,“但这些抗争对当年只是中学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我已经问,为何警察可以这样粗暴对待示威者,为什么政府可以完全不听市民的声音。”

香港政府近期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巨大争议,外界忧虑修例通过后,会令在香港的人被安插罪名,移交至法治与人权欠佳的中国大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的研究,约六成香港人不信任中国司法系统。

这个6月,钟同学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与示威活动,这是她首次参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政府之前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核心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如何相信大陆政府的法律系统,香港政府说自己或是法庭可以把关,有所保障,但如果大陆要伪造罪名,把香港人带上去,也是可以,你可能说案例不会很多,但说实话,缺口打开了,大陆政府可以为所欲为。”

6月9日的百万人游行,让首次上街抗议的她大开眼界,但自称理念贴近本土派的她知道,这种和平游行根本不会有所作为。晚上游行后,她留守立法会外,看着一众示威者冲入立法会,她第一次亲眼目睹警民冲突,“现场气氛真的很紧张,警察对待示威者真的毫不留情。”但这场冲突只是一群新手年轻抗争者小试牛刀的一幕。

政府对百万人游行没有任何让步,尝试把焦点放在9日晚上的警民冲突,民间眼见政府丝毫不退让,酝酿更大规模的抗争,一些商店酝酿罢市,学生组织发起罢课,务求在6月12日包围立法会,阻止立法会恢复审议草案。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AFP

回忆人生首枚催泪弹

6月12日那天一大早,钟同学便在立法会的外围关注情况,看着示威者冲出马路,重演五年前的占领运动,但上次的79日占领也没有结果,她和其他示威者早已预料,行动会升级。

网上有人号召,示威者下午3时要冲击警方,结果3时半左右,真的发生了冲撞。

“当时我身在较后排位置,手机收不到讯号,其实不知道前方发生甚么事情,听到群众发出吵闹声后不久,本来想向前去看一下情况,但很快便看到催泪弹迎面而来。”

剎那间,金钟犹如战场,白烟之间,人群四处走避,混乱之际,她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逃。

突然,一枚催泪弹出现在她约五米以外的位置,“这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原来中了催泪弹,眼睛真的很痛。”有人替她清洗眼睛,但大批防暴警察也冲上前,她还未能够张开眼睛,朋友已经把她拉走。

混乱之间,她听到了枪声,身边的男子突然倒地,眼睛流血,吓得她和其他朋友继续向后方跑。

警方说他们用的是布袋弹或是橡胶子弹,属“低杀伤力”武器,“可能定义上真的是低杀伤力,但他们的距离这么近,低杀伤力武器也足以致命,”她说。

“原来参与运动真的会有生命危险,我很害怕,但我不想走,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

接下来几个小时,她和其他示威者一同与警方展开追逐战,先后逃到地铁站和商场。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Reuters

“我准备被捕,但不想死”

有专家认为,香港这次集体抗争大部分属于自发。在现场,许多常常亮相媒体的政治人物,只是混在人群之中,帮忙阻止警察继续追打示威者,而不是鼓动人群冲向前。

这种新抗争模式在香港被称为“去大台化”,即是没有领袖、没有大组织支援,主要由普通人三五成群地在不同的位置参与示威。这与“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占中三子”以及在占领区现场冒起的领袖,不断争夺话语权的作法有分别。

这种新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群众没有与相同阵营的人争拗的包袱,但一方面也令很多人不知所措,群雄无首。

钟同学表示,参与示威期间,经常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个位置,不知道哪个地方需要她,主要的消息来自一些具有数据保安和加密功能的社交媒体,譬如Telegram群组,以及网上讨论区,但这些地方发言的人众多,也经常传播假消息,让她无所适从。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我们是有组织的犯罪,我很想回应她,我也很想知道当时哪里不够物资、哪里需要人,其实我也想有人提点一下,毕竟我是第一次上前线。”

当天傍晚时,她带着疲惫的身躯,默默地回大学宿舍,与朋友一起大声痛哭。

作为本土派支持者,她在这天前,常常表示支持“勇武抗争”。

“但今天的我也勇武不起来,面对的对手真的太强大了,我做好心理准备被捕,但我未准备好面对死亡,因为当死伤来得这么近时,我才知道这个代价其实真的很大。”

“但我不会轻言放弃,这次运动让我知道很多同路人,我们都是真心爱香港的人,这次我们至少阻止立法会议员开会,达到了目的,”钟同学说,“但如果每次都要这样动员,去阻止政府或立法会的一小步,值不值得很难说,但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如果想到更好方法的话,谁会选择在前线被人打。”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EPA

“香港在下沉”

“我看见这座城市在下沉,但我阻止不到,”30岁、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先生见证了香港近年两次催泪弹,“香港人现在太会抗争,我都觉得很可悲。”

2014年,催泪弹掉下来的一刻,他是撑着伞站在前线的青年,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他也在金钟度过了几十天的昼夜。

那时候他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但自从“雨伞运动”后,香港社会进入外界所言的“社运低潮”,他也一度对政治感到气馁,但在他和很多示威者眼中,过去五年,香港的情况“每况愈下”,政府“变本加厉”。

当年的社运人士包括学运领袖黄之锋、“占中三子”、多名民主派或是本土派人士相继入狱。2016年农历新年爆发的“旺角骚乱”,本土派领袖要不被判暴动罪成,要不流亡德国寻求庇护。多名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议席,部分人连参选的机会也没有,结果建制派在立法会占据大优势。

“政府完全没有打算听丁点反对声音,是丁点也没有,不但没有疏导民间不满情绪,反而不断地燃点不同的火头,看看《国歌法》、一地两检,还有林郑月娥打算推行的填海计划等等,现在逃犯条例只是触发点,那种怨气是累积而成。”

王先生强调自己不是本土派,工作的关系令他不能够经常参与社会运动,但这次逃犯条例再次让他意识到不得不走出。

“逃犯条例最可怕之处是看到政府的谎言,可以睁着眼说中国法治没问题,指责法律界人士不会法律,以台湾杀人案做修例的掩饰,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人民的智商?”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Reuters

暴力的根源在哪儿?

6月12日,他在立法会外身在前线,但更多装备充足、戴头盔与口罩的年轻示威者,比他走得更前,他背包准备了8瓶大水,不断为中弹、中椒的示威者清洗。

“我很心痛,为何他们这么年轻便要面对这些事情?当中有些只是中学生,我中学时只需要顾考试,为何社会运动的重任,这么快便交托了给下一代?”

“我是不太赞成暴力,自己年轻时也没有这么豁出去,我也试过在网上批评向前冲的人是中共派来的鬼,想破坏运动,但这批学生,怎看也不像是鬼,他们年轻的外表下,没有天真的眼神,只有绝望,或是对警方的仇恨。”

以往有示威者冲撞警察,总会有人出来试图制止,旺角骚乱爆发后,民主派政党高调“谴责暴力”,但这次《逃犯条例》引发的警民冲突,示威者在路上挖砖头,向警员扔杂物,拿起铁马冲击警方防线,民主派政党一概没有谴责示威者,而是谴责毫不退让的政权,以及加大镇压力度的警察。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AFP

警方驱散示威者的力度,大大超出大家的想象,可以毫不留情围殴一些倒在地上的示威者,甚至开枪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

“网上片段中警察更像暴徒,示威者的冲击,真的只是撞向高墙的鸡蛋,到底这种方法有甚么好处,我不知道……不知不觉间,我们雨伞这一代明白了,运动是长期作战,我不希望他们有任何牺牲,换来更大的失望。”

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以“有组织的暴动”和“暴徒”来形容6月12日的场面,并予以严厉谴责。据香港媒体引述政府消息,参与这场“暴动”的人数约4万人。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政府迁就他们,只会让他们以为用暴力便可达到目的。

王先生说,“暴力的根源是甚么?是政府,我是不太赞成暴力,但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年轻人,因为我们之前所做的抗争,同样没有动摇政权,我只希望年轻人小心自己的身体和前途,因为付出越大、失望越大,这不是最后一战,是一场长途赛。”

6月12日的示威场面 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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