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议: 学者称“以暴制暴”, 会令公众远离运动

示威者装备有所升级。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示威者装备有所升级。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抗争模式不断升级,不合作运动由堵塞道路和围堵政府部门,提升至8月中两度致香港机场瘫痪,示威者使用的抗争工具亦由过往的雨伞和零碎的砖头,演变成汽油弹、纵火、气枪和大型弹弓。

示威者形容称,这是因为香港政府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而将行动升级,但他们近期的行为招致各方批评,特别是示威者在香港机场阻止声泪俱下的旅客乘坐飞机,以及在机场殴打一名持双程证的中国男子和一位《环球时报》记者等行为。

香港政府及警察予以强烈谴责,中联办形容这些示威者已经与恐怖分子的暴行无异。香港民主派议员表示,不能够接受示威者伤害他人,但认为年轻人会自行反思,强调这些暴力是被警察的暴力逼出来。

但专家称非暴力抗争和不合作运动,均要思考如何争取公众支持,暴力行动只会令政权有借口以暴制暴,令公众远离运动。

施暴者或失民心也

在8月13日晚,占据机场服务大厅的示威者先后包围两名大陆人,其中一人因被怀疑是大陆公安,示威者便对其拳打脚,但BBC中文未能证实其真实身份;而另一名《环球时报》记者,则被搜出蓝色“我爱香港”的衣服而被殴打和捆绑示众。

在机场冲突发生以后,前线示威者被指对大陆人士“公审”和“私刑”,以及为了从警察手上夺回被捕人士,而殴打一名警察,这些行为触发不少批评声音。

香港政府发声明,称“暴徒行为变本加厉”,殴打旅客、记者和袭击警务人员,“暴力行为远超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予以最严厉谴责。香港建制派议员、中国官媒及社交媒体也加大谴责的力度。

中联办形容这些示威者已经与恐怖分子的暴行无异,又指示威者已经撕下所谓“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假面具,严重侵害他们的正当人身权利,严重影响香港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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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示威者把《环球时报》记者绑起来,做法引起争议。

示威者与警方冲突以外,也发起过大大小小的不合作运动,由运动初期的堵路、包围政府机构,到后来瘫痪公共运输以至近期瘫痪机场。

香港示威持续接近三个月,目前还未有平息迹象,影响民生经济的程度亦逐渐浮现,香港旅游业和零售等行业,均遭受打击。

示威者认为现在是以香港经济作赌注,以换取政治改革,但无可否认,许多市民受到影响,当他们发起不合作运动时,经常出现普通市民、旅客与示威者对骂的场面。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媒体表示,示威者的行为是暴徒在国际社会面前揭下“和平面具”,促请民主派议员割席和谴责伤害他人的暴徒。

然而,香港民主派倾向以“检讨”取代“谴责”,部分示威者也发起道歉行动,为当日的行为和为旅客带来不便道歉。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认为,不能够接受伤害他人身体的举动,但指示威者的行为是因为警察之前使用的暴力太恐怖,以产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情绪。他强调自己不会与示威者割席(切割)。警方日前承认,曾经有警方人员混入示威者,加上大陆派员干预的传言四起,示威者在现场不断担心身边的人是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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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示威者瘫痪机场引发旅客不满。

公众参与是关键

香港示威者强调自己是行使“武力”,而并非“暴力”,是面对警方全副武装镇压, 他们不得不采用“武力”还击或为逃避被捕的自卫。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非暴力计划”总监玛丽亚‧斯特凡纳(Maria J. Stephan)对BBC中文表示,当示威者使用暴力,会触发更大的以暴制暴,阻碍大众参与,短期内的确可以吸引媒体眼球,但长期来说,这会令那些不希望参与暴力活动的人士,失去参与的动力。

“许多政府会鼓励一些卧底破坏分子(agent provocateurs)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中挑起暴力,以合理化他们以暴制暴和打压,所以制定运动行为守则和原则非常重要。”

她说根据她们的研究,九成的倡议运动中,政府会以一定程度的暴力去应对非暴力示威。这些暴力是可预期的,活动人士能够控制的是如何应对暴力。 “在这个情况下,非暴力纪律和集体消费杯葛和留在家中等策略性运动,以及一些长期策略计划是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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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8月5日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行动,并在七个地区发起集会。示威者与警察在多处发生冲突。

玛丽亚‧斯特凡纳说,很少证据证明,一场混杂着暴力和非暴力的运动可以成功。她引述研究称,过去330宗大型暴力及非暴力运动中,非暴力抗争成功率是53%,暴力运动是26%。

研究香港抗争运动和在香港执业的律师戴安通(Antony Dapiran)则对BBC中文表示,不应该只关注示威者的个别行径,而忽略更广泛的问题,当中包括警方做法及政府回应。

“示威者不是毫无目的地行动,起初的回应是针对政府建议,之后针对政府及警方对示威的回应,当中有清晰的因果关系,政府没有回应示威者,也未能承认对示威的定性错误,令示威持续和升级。”

他指出,示威者已明确表示是对政府没有聆听诉求而感气馁,并指出是特首林郑月娥告诉他们和平示威没有用。

但玛丽亚‧斯特凡纳说,一场示威成功的运动最重要的是公众持续的参与,当中需要线下建立关系和集体行动,而“非暴力抗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平均来说,可吸引比暴力抗争11倍的人参与。

“参与度很重要,示威者的策略如果打击社会广泛参与,或导致运动失去本土或国际支持,或会有负面后果。一场运动维持到非暴力纪律,一般来说,与高度公众支持和参与度有关。”

玛丽亚‧斯特凡纳说,香港这场民主运动并非“没有领袖(leaderless)”,而是“充满领袖(leader-full)”,社交媒体活动成功加大了线下的动员,一度有上百万人上街,“这是重大成就”,亦有许多人在街头设置连侬墙等传播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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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轻人如何组织无领袖的街头抗争

她举例,波兰、智利、韩国、突尼斯等,均是透过罢工、杯葛及公民抗命等非暴力施压挑战专制政权。

她说,研究发现,即使这些非暴力运动失败,也有助于民主发展,“这些方式可以破坏现状,向在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向政权施加压力,但与此同时,对话、谈判及建立和平的手段同样需要,以建立强大的联盟。”

她承认,这些做法还是会对社会稳定构成风险,但要反思社会稳定的根基是什么,“一个侵犯了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地方可否称为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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