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诉求之“双普选”:香港与北京难以弥合的鸿沟

香港示威者 图片版权 AFP

2019年,由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示威浪潮从夏天持续到秋天。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正式宣布撤回条例修订,满足示威者的一个诉求。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声仍不绝于耳。

无条件释放被捕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对抗议者“暴动”的定性、尽快实现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的“双普选”,余下的这四个诉求中,“双普选”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个。

不论香港主权移交前后,普选问题一直是讨论香港民主时绕不开的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不断撕裂的中港关系的缩影。因“反送中”引发的示威抗议再一次令“双普选”问题成为焦点。

“真普选”与“一国两制”矛盾吗?

香港政府多次表示,“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全部议员是《基本法》确立的最终目标。但其中有诸多限定条件。

《基本法》虽然列明“双普选”的最终目标,但没有阐明“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的含义,给之后的一系列争议埋下伏笔。

主权移交22年来,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由来自不同界别的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选举半数席位为一般选民选举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席位称作“功能组别”,“功能组别”的选民需为商界、金融界等各行业代表,许多组别常年被亲北京的建制派控制。不论是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还是“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员,泛民阵营均认为,这些席位都缺乏全体香港选民的直接参与,不能广泛代表香港的民意,因而常常招致民主派人士批评,斥之为“假普选”。

引起今夏风波的《逃犯条例》修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年2月香港政府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即便在6月9日主办方宣布有100万人参与的大型示威发生后反对此举,香港政府仍坚持推动法案的二读。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行政长官一个比一个差,原因是行政长官都是北京选定的,他们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说。“香港人想要的特首是一个可以真正把香港人想法告诉北京的人,而不是一直只会把北京的意志灌输到香港的人。”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香港的亲北京与泛民主两大阵营在普选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近年来隔阂越来越大。今年7月1日,当黑衣示威者敲碎立法会的玻璃墙,在平时70名议员开会的会议厅内宣读“双普选”等“五大诉求”时,香港的民主力量认为这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但北京没有传递出任何让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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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游行风波已踏入第八周。七月一日,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冲击立法会,被视作是“反送中”运动的转折点。

“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分子提出了五项诉求,他们的终极诉求是实行‘双普选’,”示威进行三个月后,中央政府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港澳办发言人杨光9月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将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的普选制度都必须符合《基本法》,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面对立场强硬的北京,示威者也没有显示出妥协的姿态。“只有从政制作出改革,才能保障近月由政治衍生出來的种种社会危机不会重蹈覆徹,”9月4日,示威者发言人在香港立法会门前举行的一场“民间记者会”上如是说道。

“现在‘双普选’背后的民意更强烈了,”许田波向BBC中文表示。“因为他们看到香港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为行政长官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立法会议员的选出违背香港自治,政府有足够多的选票推动任何他们想要推动的法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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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近年来,北京对香港政治改革的诸多介入引发许多香港人不满。图为今年8月9日,“反送中”浪潮中示威者在香港机场聚集时打出标语,“让香港做香港”。

这背后是各方对普选认识的鸿沟。北京政府与香港泛民主派均认为,自己掌握着诠释“双普选”的话语权。

杨光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提到,“香港的普选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它必须符合香港的政治地位”。他随后对这个政治地位作出阐释,即香港是中国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北京中央政府。

“他们(反对派)想要的普选制度,就是要超出《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能够选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立场、可以不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行政长官,从而为他们夺取香港的最高管治权铺平道路,”他还这样表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打错了算盘。”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前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一直是泛民“真普选”的坚定推动者,主权移交前开始便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她认为,北京一向清楚《基本法》中对香港人的普选承诺意味着什么。

“就是真正的一人一票,”她告诉BBC中文。“而不是北京先提前筛选,再由他们告诉香港人,你们可以根据过滤后的名单投票。”

但并非所有香港人都对“一人一票”有共识。建制派政党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曾两度参选特首,她表示自己心目中的“双普选”需要“根据宪法来谈”。

“哪怕是在民主国家,一人一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不要做梦了,”她说。

在一些关注中港关系的人士眼中,北京与香港民主派在“双普选”问题上的意见差异来自双方对“一国两制”的不同理解。“中央及建制派对泛民缺乏信任,担心特区政权落在他们手上“一国两制”会走样,香港变成颠覆基地,”中国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说。

而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有不一样的理解。“香港现在只有很少人要求独立,之前更是没有,”香港民主党创党成员、前立法会泛民议员李柱铭告诉BBC中文。“如果中央政府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办事,给我们普选权,同时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内政,我相信现在的香港会是另外一个世界,所有人都会支持中央政府,”他说。

命运多舛的“双普选”

普选可能出现的最早时间点为2007年,因为于1997年7月1日生效的《基本法》中指出,2007年后特首的产生方法如需修改,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以及人大常委会批准,而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则简单一些,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后,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如需修改”这四个字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香港时事评论员梁启智撰文表示,根据这一规定,特区成立之初香港普遍认为,200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与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最早可以实现‘双普选’的时机”。

但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将特首与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程序增加到五步,需先由特首提出报告,经人大常委会确定后,再由特区政府提出相应修改提案。中国人大还称,2007年特首选举与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实行普选。

梁启智认为,这一安排给了中国政府“限制香港民主化时程与空间”的主动权,香港政治改革机制已经与很多人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

07、08”双普选“期望落空后,建制派政党民建联于2005年又提出2012年双普选计划,但这一时间表也被北京拒绝。这次北京给出了一个新的时间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实行普选,之后的立法会选举也实行普选。

而在时间表确定之后的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香港政改报告,公布简称“831决定”的决议。其中对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限定特首候选人人数等列出明确规定,让不少香港人认为真正普选已成泡影,触发了香港更大的政治危机。

“831决定”成为当年9月香港“占领行动”(也称“雨伞运动”)的导火索。2015年,在超过1/3立法会议员反对的情况下,“831”决定没有在香港立法会得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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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雨伞运动”之后,不少香港人一直尝试争取早日实现“双普选”。图为2015年2月,香港泛民人士走上街头举行游行。

“‘831’决定被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否决的事实说明,这种提前筛选候选人的行为对香港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陈方安生称,“双普选”的不断拖延反而激发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关注与投入。

“过去几年香港自由不断被侵犯的事例已经让香港人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参与,香港人不可能保卫自己的自由。”

在2015年“831决定”的表决投票中,叶刘淑仪缺席投票。她认为,放弃香港“双普选”机会的恰恰是泛民。“我们把特区政府的这个议案(“831决定”)拿到立法会表决,是泛民的议员不愿意支持,所以是他们放弃了双普选的机会,”她对BBC中文表示。

“两个主人”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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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2017年7月1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习近平面前宣誓就职。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一段据称为林郑闭门会议的录音,林郑月娥在8月底对一些商界人士表示,现在香港问题已经上升成为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而她作为一个必须服务“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人民这两个主人”的特首,政治操作空间极其有限。

林郑月娥对私人聚会录音被公开表示失望,香港政府则否认林郑月娥及政府在此次录音外泄事件中“发挥过任何作用”。

中国政府港澳办发言人近期就”双普选“的讲话可以看出,三个月的示威浪潮之后,北京对香港政治改革的空间没有丝毫让步,最近习近平在讲话中把香港问题列为共产党“斗争”的工作之一,再次彰显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强硬立场。

“这次政治风波后中央震惊于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央的深深的敌意,因此更不放心开放政治制度,”刘兆佳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指出,香港回归后中国处理香港事物时应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他还说过,“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

这种承诺曾经给民主派带来希望。“1997年我在海外频繁推广《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时候,我当时真心相信,北京会遵守对香港人作出的承诺,”陈方安生说。

许多政治观察人士同样对未来香港的民主前景不乐观。

“此次政治风波令中央对反对势力不再有幻想,并视之为敌对势力。在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敌视新中国和中共,甚至提出各种分离主义主张时,中央对开放政制的态度会更趋保守,”刘兆佳书面回应BBC中文问题时表示,预计未来北京与泛民及其支持者之间难以相互信任。

许田波称,同时中央政府近年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纪录,也让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担忧。 “从胡锦涛与温家宝时期到习近平上台前,北京方面的镇压已经越来越严重,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更是加紧。”

“这不仅仅是对香港,你可以看看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拆除西藏寺庙,还有新疆再教育营,这是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倾尽全力统治社会,香港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其中一角,”陈方安生说。

但她依然对“双普选”抱有信心。

“目前为止北京指定了四名行政长官,每一个人都名声扫地”,她指出。“那为什么不试着相信香港人一次呢?”

“北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香港人的情绪,”她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可以告诉你真相的人交流,而不是去找只会说你想听的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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