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香港理工大学校园留守者—采访手记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在香港警方完全包围理工大学的第三天,我在校园内跟一批留守者接触,记录下一些外界很难感知的细节。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我没有东西要说。”

这些是我以记者身份进入校园后听得最多的话。

这场“反送中”抗议示威运动由六月开始至今差不多半年,虽然偶有示威者误伤记者的情况,但总体来说两边关系良好。

理大留守者的冷漠,或许是因为有消息传出,有警员乔装其他身份进入校园获取情报所致。而在另外一边,警方认为有示威者乔装急救员或记者逃避拘捕。

校园内大部份是身穿便服的年轻人,他们一般以3至10人小队的规模行动。校园主要平台位置满目疮痍,正门入口是重灾区,地上有焚烧过的杂物、催泪弹弹壳、冲洗眼睛的生理盐水、汽油弹、防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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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治疗的示威者

我和负责摄影的另一位同事在一栋大厦的最低层发现了70多名正在接受治疗的留守示威者,他们披上由救护员提供的衣物。据现场救护员描述,部份伤者有低温症症状出现,也有部分人擦伤。香港气温这几天徘徊摄氏18至25度左右,为何出现低温症?原来他们担心警方趁凌晨时分攻入校园,因而通宵达旦留守室外,终因抵受不住寒风而脸青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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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留守者”形容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是在校的理大生,可能是保卫校园的毕业生校友,也可能是从其它地方前来支援的示威抗议者。当局统一以“暴徒”形容他们,而现实里的他们,组成是复杂的,进入校园的原因亦各有不同。根据警方公布,截至11月19日下午 3 时,警方一共在理工大学及附近地区拘捕及登记约 1100人,包括自愿离开校园的约600人。在该600人当中,大部分不是理大学生,有约 200人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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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已经不是校园了,是战场。”

慌不择路的逃离

校园内充斥着不断寻找出路的学生,他们一直查看自己的手机,留意着抗争频道的讯息,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偷偷突破警方防线。也有人留意着其他留守者的一举一动,只要有离开的苗头,总会有更多人跟上。

“这么多人,我怎样走?”一名示威者原本想从地面一隐蔽处离开,没料到30人蜂拥而上。然而他只是抱怨了一句,没有把其他“手足”赶走。最终他们发现,防暴警察不但在公路上包围,还躲在学校外围的小树丛里。

我听到一位警察对试图偷走的年轻人说:“小蟑螂,快点回去找你爸爸喝奶去吧!”年轻人只好折返,静待下一个机会。

此前,有警员被箭射中小腿及被钢珠击中面罩,令警队和示威者双方关系非常紧张。警方甚至警告,如果示威者用致命武器,可能会发射实弹。在言语上,互相攻击的双方似乎也在想方设法打击对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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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平台变战场,课堂变睡房,只有饭堂仍是饭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原本只求一杯清水解渴,岂料水吧内的他慷慨地问:“你想喝什么?”最终,我端走了一杯热腾腾的好立克。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示威者常常提起的口号,意思是大家在不同岗位分工合作。在理大,有人爬山的方法,是冲一杯好立克。

对理大校长的不满

大学正门外,另一批人同样焦急,他们是教育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法律学者张达明,也有一群修女和正在四处寻找自己学生的中学校长。纵使留守者跟他们常有意见分歧,但这群“大人”还是运用自己的方法,向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提供心理及法律支援。

理大校长滕锦光更多时候出现在墙上的涂鸦里:“滕锦光,你去哪了?”

滕锦光自“反送中”运动以来,多番拒绝跟理大学生会会面。而当示威者进入校园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后,他亦仅透过电邮及录像表态,引起很多学生不满。

“自守”还是死守

“我不要出去,我一出去,我什么都没有了。”一名身穿印有理大校徽衣服的女学生,向电话中的父亲如是说。警方早前表明,“所有从理大出来人士会以涉嫌暴动罪拘捕。”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入狱10年。有人说,青春是早晨八九点的阳光;她如今只要踏出校门一步,前景就一片昏暗。

在一片愁云惨雾的气氛中,法律学者张达明说:“现在从正门出去一定会被捕,不过被起诉的机会很小,除非你真的被拍下投掷汽油弹等的片段。”下午,一批年轻人跟随张达明离开校园。临行前,选择留守的“勇武派”跟他们相拥。虽然有人不满愈来愈多人撤离学校,但他说:“我仍然尊重他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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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记者在香港理工大学记录下的昼与夜

理大攻防战共有逾千人被捕和接受警察登记,我问一位誓言“奋战”到最后的留守者,如何看这一役。

“一场抗争不可能完美地走对每一步……你不觉得吗?这里的空气可以流动,但令人感觉局促。”令人窒息的,除了催泪弹,还有政局。

如果装备精良的防暴警察,最终选择浩浩荡荡一举而上,他们一群留守者作何打算?是接受被捕、是武力反击、还是落荒而逃?这群政府口中的“暴徒”、示威者口中的“勇武”、留守者口中的“手足”,一脸茫然:“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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