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中国:“帝王师”与反宪政和文革思潮

从人治到法治”转化的同时也强调,归根结蒂“还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Image caption 从人治到法治”转化的同时也强调,归根结蒂“还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6月初以来在中国思想界掀起的反宪政和“文革”思潮(如杨晓青斥宪政属资、刘亚洲将党性神化、《解放军报》提“宇宙真理”论和刘小枫称毛泽东为国父等),绝非偶然现象,亦非个别学者的一时冲动所为,而是中共及其智囊们长期精心准备和营造的结果。“倒宪”是中共继讨伐茅于轼之后所发起的又一次意识形态攻势,是北京为坚持其“中国道路”而打造相应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

随着社会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中的日益多元化,人们对现存政治制度越来越挑剔和不满,执政党也益发感到民众要求变革的压力在不断加大。为宣示其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中共势必在意识形态上力图建立一套相应的理论和话语系统,以抢夺在思想和舆论上的话语权和“理论制高点”。

在中共体制内学术界,反宪政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已由来已久,并不是最近通过对宪政的讨伐才凸现出来的。早在2004年,就有大陆学者撰文主张在改革上反对使用“宪政”这一概念,例如王一程、陈红太在学术刊物《理论研究动态》上发表的《关于不可采用“宪政”提法的意见和理由》和谢毅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这些文章的主旨是,防止宪政等普世价值融入中共的执政理念,坚守中共现存的一党政治制度。这种把包涵民主与权力制衡等价值的现代宪政斥为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现实、次于人民民主专政和妨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早已成为中共体制内的主流思想,且对北京高层的决策起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

这可以从中共体制内学者和智囊们与北京高层决策的互动中得到印证,例如:中共“两个30年互相不能否定”的提法,亦是“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阳的新时代“通三统”论式的一种翻版,两个提法如出一辙(甘阳把“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视为“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衣俊卿的“三个自信”理论得到习近平的大加赞赏,并被北京大力地推广和运用;中共左派智囊李慎明的“挺毛”言论,也在习近平那里找到了共鸣,李似乎在习那里找到了新的“政治后台”;据传,习近平的“两个30年互不能否定”的理论也受益于朱佳木的大力举荐(朱曾是“左王”邓力群的得意门生);胡锦涛的“文胆”俞可平,在主张中共体制应“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转化的同时也强调,归根结蒂“还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被外界誉为“中南海第一智囊”和“中国新保守主义教父”的王沪宁,协助江泽民和胡锦涛创立了“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政治理念,为中共坚持其现存体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这些甘为“帝王师”的学者和智囊(包括外传的何毅亭、栗战书、丁薛祥、朱国锋、钟绍军、李书磊和刘鹤等),对中共高层的决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左右着中共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为稳固中共政权把关掌舵。他们在政治上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不能从西方“移花接木”,坚持走“中国道路”,不能取消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共高层的智囊或成员,就因为他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共极权制度一边,毫不动摇地在理论和政策上捍卫中共现政权的法统和道统(即从马列毛邓和江胡到现在的习近平)。这次倒宪和文革思潮的兴起,确实要归功于中共“帝王师”们的不懈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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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帝王師】不一定是貶義詞,若帝王勤政愛民行公義,作為帝王師是有功於國有助於民,若是帝王欺凌百姓行貪腐,作為帝王師就是助紂為虐。孔子說的『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就是這個道理。此外,孔子也說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話中寓意,真是【歷久常新】。作為現代知識份子,作為能人異士,【若不能】擇木而棲,【失去了】氣節,【為五斗米】而折腰,豈是擁有五千年文化,自稱龍的傳人【應有之舉】?話說回來,【帝王師】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中國大陸的現政權是行【仁政】嗎?是行【王道】嗎?孟光, Hong Kong

这种街边杂文也值得一晒么?文胆、左王、中南海第一智囊、中国新保守主义教父。一个个名号套上去,这是政治议论文还是水浒传新编啊?文风就不正,文章正得了吗?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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