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六四天安门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

天安门广场上的89民运学生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 caption 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将会作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

今年是89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遭武力镇压的“六四”事件25周年。每年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都高度戒备,禁止有人出来纪念或重提“六四”,或借纪念“六四”来发泄对执政当局的不满。

五月初,中国著名的当代史学者徐友渔教授因发起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被中国警方“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以同一罪名被拘禁的还有曾作为政法大学学生参加89学生运动的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

中国政府对“六四”的定性从最初的“动乱”改为“暴乱”,再改到“政治风波”,可谓一波三折。

多年来,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一些民间力量一直呼吁政府重新评价或平反以“六四”为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抗议活动,但都无果而终。

如何看待“六四”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成了史学界的一个探讨热点。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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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9在里根总统时期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将会作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

流亡美国的赵紫阳前顾问严家其曾说:“‘六四’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导致了共产党政权主动放弃计划经济,并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敞开大门。”

曾经深入研究过文革历史的旅美中国当代历史学者宋永毅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这样评价“六四”的历史意义:“‘六四’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规模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

宋永毅教授认为,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学运的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中,“六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五四”。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四”与“五四”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带头在北京天安门发起的示威抗议活动。但结局却不相同,北洋政府最初对“五四”学运的反应是镇压逮捕,但最终还是采取了怀柔政策,没有开杀戒;而“六四”天安门学运是以政府出动军队暴力镇压结束的。

五四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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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

宋永毅教授说:“‘五四’运动与‘六四’学运不可比,因为‘五四’也就有上千或几百名学生卷入,在行为方式上也与‘六四’学运不同,‘五四’学运采取了暴力手段,对共产党的成立或国家激进都有负面影响。而整个‘六四’学运今天回头去看完全是非暴力的,而且是井然有序。其追求的目的也非常清楚。”

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认为,“五四”与“六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

他说:“‘五四’是一场对外的爱国民主运动,主要牵涉到维护国家的主权,当时在国内有很强的共识,同时它的结局也是比较圆满的。它提出的一系列主权要求到后来的1920到1921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上基本上都解决了。”

此外,“五四”爱国运动还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行动是出格的,这包括打人、烧房子、破坏私人财产。当时曾引起一场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是爱国,这些都是可以容忍的。

“相比之下,‘六四’学运的很多要求也是有许多共识的,比如反贪腐,要求扩大公民的自由。但‘六四’的问题是学生缺乏政治经验。在好多方面,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对,结果就引起好多后来的不良后果。”

除此以外,袁伟时教授认为,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与参与“六四”学运的学生所面对的执政对象也大不相同,一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最开明的北洋政府,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他说:“北洋时代是三权分立的,总体上来讲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哪个年代可以与之相比。”

三次学运

宋永毅教授还把“六四”与中共49年建政以来的三次影响巨大的学生运动做了比较,这分别是57年包括北大5•19事件在内的全国校园内出现的学生运动,66年到76年的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以及1976年由悼念周总理引发的“4·5”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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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虽然在规模上超过“六四”学运, 但却是反民主的。

他说:“57年的学运虽然深度超过了‘六四’,但规模不能比,它主要还是在校园里面。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引蛇出洞,是共产党为了打击要求民主体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而有意导演的一场阳谋,是毛泽东说的阳谋;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虽然在规模上超过‘六四’,但却是反民主的运动。这与‘六四’学运完全不能相比。”

宋永毅教授认为,唯一一个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可以称的上是民主运动,而且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就是1976年的“4•5”事件,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但从规模上来讲也就是三千人左右,和“六四”(期间)全中国全北京上百万人上街是不能相比的。”

另外,从诉求上来讲,“六四”的诉求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就是要国家向人权、向民主、向反腐败这个方向迈进。76年的4·5事件基本上是表达对毛泽东以及党内极左派所谓的“四人帮”的不满,以及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框架下展开的。

89年的学运从规模上讲遍及全国各地,光北京就有上百万人上街。天安门广场最多的时候是数万人。

宋永毅教授说:“从这个规模上讲,从它的诉求,和从它在组织上的井然有序来讲,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而且是民主运动。这个历史史实恐怕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

历史影响

89学运时期学生提出的七条要求中最重要的两条是: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这两条要求在25年后的今天仍未兑现。现今中国官商勾结,贪腐横行。尽管习近平决心下大力气反腐,但许志永等一些公开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人士却锒铛入狱,当局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控日益加剧,对舆论控制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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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有观点认为“六四”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

香港知名媒体人梁文道在他的一篇名为《犬儒時代的信任》的博文中写道: “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一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

宋永毅教授说:“正是因为‘六四’(学运)被镇压,(中国)进入了黑暗时期,进入了一个犬儒时代,整个腐败堕落就这么来了。与今天的腐败相比,‘六四’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廉政时代了。”

不过,袁伟时教授认为,现在的贪腐程度之所以大于“六四”时期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在25年前还没有充分发展,尽管中国政府仍然严控舆论和互联网,但不得不承认老百姓的言论空间还是比10年前扩大了许多。

也许有人会说,“六四”学运的影响有限,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变成民主。

对此,宋永毅教授表示,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的时候,它的失败比成功的意义更大。应该说,当时历史的成功与“六四”是擦肩而过。

他说:“虽然(‘六四’学运)在中国失败了,但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胜利了。‘苏东波’(与‘六四’)是同时举行的,六四失败了,但他们胜利了。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还是和‘六四’有关,最近抓人呀等等,可见这个斗争还会延续下去。”

历史教训

由此可见,“六四”已经成为中共最大的一个历史包袱,重新评价“六四”是他们最大的忌讳。

25年过去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或集体失忆失声,或被失忆失声。没有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也无从寻找六四的历史痕迹。

反思六四学运,它的最大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教授袁伟时认为,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朝野双方面对矛盾的时候都要有很宽容的态度,认真寻求双赢的局面。

在他看来,中国的执政党仍然没有跳出“革命”与“反革命”,“夺权”与“反夺权”的思维模式,而疏于具体的制度建设。

他说,“六四”时期的执政当局很不冷静,采取了很不妥当的措施。但另一方面,民间也是不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

袁伟时教授说,在“六四”时期,学生们应该如何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打交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当时的学生和支持学运的知识阶层在这方面都没有一个足够的研究和智慧。

“相反,作为执政党来说,面对公民提出的强烈要求,他们认为是不能接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他们也无法正确处理这样一个局面。因此,这两个方面碰在一起,就演变成一个特大悲剧。”

袁伟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明与野蛮永无止息的争斗,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几个国家率先树立了文明的标杆。跟进还是抗拒?令人眼花缭乱的史剧围绕着这个轴心展开。”

“六四”,也许就是这一史剧的真实写照。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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