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时代为中国足球打开的世界杯梦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领域上都实现了邓小平当初的愿景，但是在他钟爱的足球上，很多人的美好回忆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后的那个“第一次”。

1977年夏天，中国青年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与香港代表队争夺“长城杯”足球邀请赛的冠军，这是文革之后的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足球邀请赛事。

当一个1.57米的身躯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根据新华社发布的当日消息，现场观众全体“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根据中共的公开文献记载，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露面，也是在文革期间被流放的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而现场的反应在当时令人难以忽略——70年代末的中国民众往往会近乎鸦雀无声地观看任何比赛，而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之后没有明确接班人的情势下，人们似乎也忌惮于公开自发地表达对一个人的好恶。体育文化学者、当代北京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金汕向BBC中文回忆说，当时现场广播提到与“四人帮”有关的吴德、吴贵贤等名字时，现场还有起哄的声音，“所以那场比赛远远超过了足球本身”。

其时73岁、刚刚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借一场足球比赛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对于当中的寓意，媒体和历史学者都没有确认过。不过，中外媒体都把那一个瞬间看作是邓小平得到公众支持的一个明证，指他是从那一刻确信，自己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

一年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足球情结

邓小平对足球的着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段小插曲。中共公开文献在提到邓小平的球迷情结时，总会说到他在青少年时代法国留学期间，正值巴黎主办第八届夏季奥运会，而邓小平为了看足球比赛而典当了一件外套的往事。

邓小平本人未有公开证实过自己当时看的是哪一场比赛，而那一届乌拉圭曾在4.5万名观众面前5-1大胜东道主法国，并最终夺冠，六年后又称霸第一届世界杯，足以令任何人生轨迹上与此相交的人留下永远的足球记忆。

半个多世纪后，当那个用衣服换球票的青年历经磨难成为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政权领袖时，很少人再提及他留学欧洲的岁月，但中国却打开了面向西方的一扇门。

之后几年，他对部分产业打开了去国家化的大门，也向外国投资开了绿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令中国在几年之内扭转了粮食短缺问题。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没有忘记年少时的另一个憧憬——他希望令中国重新开始在足球场上冲击世界杯。

“好像做梦似的”

北京籍球员刘利福记得，1981年9月，他在工体鸦雀无声的6.3万名观众中间看中国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以0-0战平新西兰。一个多星期后，他随北京队在泰国比赛，又在电视上看到中国队客场以0-1输给同一个对手。

之后，他接到了来自大使馆的电话，他被国家队教练苏永舜紧急召唤入队，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回想起来，刘利福表示自己"好像做梦似的"——凭借机敏的头脑和左脚的功夫，他从一个国棉厂子弟成为北京青年队球员，之后又进入北京一队，又在1977年入选国家队。但在这一天之前，他对于参加世界杯并没有太多想象。

而当时的中国也一样。此前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尝试是在1958年世界杯预选赛（以净胜球差被印尼队淘汰）。之后，由于“台湾问题”，中国宣布退出国际足联（FIFA）。此后的20多年，政治被凌驾于足球之上。中国民众习惯了安静地观看自己的足球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访球队打出各种平局，并按照指示所规定的时间全体鼓掌。（1975年的全运会决赛甚至出现辽宁与广东队“并列冠军”的结果。）

在刘利福第一次入选中国国家队的1977年前后，中国足球也同时看到了开放的希望。随着1972年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的承认，国际足联也开始重新邀请中国加入，并在FIFA第一名非欧洲人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的斡旋下，于1979年10月几乎与国际奥委会（IOC）同时迎来中国的重新加入。

“因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体育文化学者金汕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西方也认可中国，中国自身也得与时俱进，不能够说，‘我来了，必须让台湾走’，后来就各让了一步——就是中国以国家的名义，台湾以地区的名义。”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能有这样的思路，”他说。

同时，中国人对足球的认识也在短时间内打开了眼界。1977年，贝利（Pele）领衔的美国纽约宇宙队（The New York Cosmos）访华；之后一年，小部分人又从新买来的彩色电视机上看到了1978年世界杯决赛的转播。

在和宇宙队的表演赛中，刘利福打入一球，甚至还曾带球穿了贝利的裆。赛后，球王曾向媒体表示，刘利福以及当时中国队的另一名主力容志行，应该尝试到欧洲踢球。

“这也算是我的一大转折吧，一进国家队就赶上了，”刘利福在电话中回忆说，当时第一次与世界级球星较量的经历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的感觉是，我当时就是一个井底的蛙，看着头上那一点天，外边的一点都不知道。”

只不过去欧洲踢球的鼓励当时并无法实现。“那个年代，中国输送出去的球员基本上没有，所以当时咱们只能一听，”刘利福笑说。

不过，中国国家队毕竟还是带着一种不为外界所了解的实力来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并且在第一阶段击败日本、澳门、香港和朝鲜，进入外围赛最后阶段。

在老一辈的中国球迷当中 ，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中国队与科威特、新西兰和沙特阿拉伯争夺两个世界杯决赛圈名额。在1981年9月底和10月初与新西兰一平一负之后，中国连胜三场，其中包括在工体主场以3-0击败当时的亚洲杯冠军科威特。

那三场胜利将中国队放到了出线的有利位置，也令广东籍的容志行、古广明，天津的左树声，以及与刘利福并称“北京二福”的沈祥福等球员变成了全国球迷耳熟能详的名字。其中容志行在脚踝逢八针的情况下带伤射入对科威特的第一球，令他一时成为国家英雄。

之后11月30日客场对科威特的比赛，中国队只要取胜就能确保出线，但是尽管亚洲杯冠军以一球击败中国队，中国足球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进军世界杯梦想依然很近。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其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据刘利福回忆，最后阶段预选赛的赛程抽签在沙特进行，而中国当时由于与沙特尚未建交，代表官员只能绕道以经停的方式前往抽签仪式，最终未能及时赶到。

“再到那儿以后，抽签的时间已经过了，中国算缺席抽签，”刘利福回忆说，当时他听说是在中国队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编定了赛程，在中国队最后一场作客科威特的比赛之后，预选赛还有另外三场比赛未进行。

“当时也是中国对国际比赛的次序……太幼稚了，”金汕如今回忆说，“就是中国当时隔离世界——包括亚洲——太久了。”

“甚至当时的体育官员还有一种糊涂的认识——他就说不管怎么安排赛程，你都把它赢了，它怎么安排也没办法。但事实上，它不是这样的。”

在12月19日沙特主场迎战新西兰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前，新西兰比中国少胜一场，净胜球差五个——这意味着大洋洲这支力量型打法的球队要在客场赢沙特五个球或以上，才能阻止中国队直接进军西班牙。

与后来的媒体普遍的记载不一样，刘利福记得，当时已经进行完所有比赛的中国队并没有放假，而是在北京“原地休息”等候其他球队的比赛结果，而他自己甚至预想到了可能的结果——已经铁定出局的沙特可能选择“两边不得罪”的做法。

刘利福说，他后来的太太当时在文工团，家中有电视可以看直播。看球前，他对女朋友说：“我们晚上肯定要集中。”

结果，新西兰在客场以5-0取胜。

事实上，沙特在主场用了45分钟就被新西兰连进五球，下半场双方互无进球。按当时赛制，在积分和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新西兰将与中国队加赛一场。

紧急集结后的中国队甚至在附加赛举办地的问题上与新西兰较了一番劲，最终国际足联将之定在有较多华人的新加坡。但此刻对赛程的执着似乎为时已晚，1982年1月20日，以技术见长的中国队以1-2败在身高体壮的新西兰人面前。

“0-2输的时候，最后应该放手一搏了，但是最后那些时间，大家都很紧张，”刘利福回忆说。他当时并没有入选附加赛的中国队18人大名单。

“有些太紧张了，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一些正常水平。”

事后，国际足联和亚足联从未有过关于沙特是否打“默契球”的印证，但是在中国球迷记忆里，重新开放之初的中国足球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

此后的中国足球又在冲击世界杯决赛圈这条路上经历了接连的失败——1985年的“折戟沉沙负香港”、1989年的“只差一步到罗马”，以及1997年的“魂断金州”等。对中国队的历次失利，中国媒体往往都以近乎诗意的标题记录着一种情结。

但多年以后，对于1981年那一届重新走回世界足球行列的国家队，中国人似乎总是带着一种怀旧之情。

“那次机会如果冲出去了，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飞跃，”如今在基层参与青训工作的刘利福说。

金汕也有同样的感慨：“这层窗户纸不捅破了，它可能是越捅越着急。”

“如果第一次就冲出去了，大家也不会那么急迫，对足球队的埋怨也不会那么深。”

未有答案

1997年逝世的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见证中国男足闯进世界杯决赛圈。事实上，在1982年之后，中国用了20年才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这一次，他们得到当时最理想的抽签结果，在日韩作为东道主无须参加预选赛的情况下，中国又在最后阶段分组成功避开了实力最强的对手沙特和伊朗。

2002年之后，中国足球未再接近过世界杯，甚至2002年的高峰后来也成为了低谷的开端——那一届国家队当中有三名国脚在几年后中国足球的大规模打黑反腐行动中被捕入狱。

改革开放之初那一届距出线一步之遥的国家队，在某种意义仍承载着一种打开新局面的英雄主义。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众多领域上实现了邓小平当初的憧憬。40年后，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生活和消费主义早已从意识形态敌人的产物变成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实力象征。甚至在体育领域，中国在很多项目上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出现显著成效——在夏季奥运会的奖牌总数上，仅参加过10届赛事的中国已经排入前四（除了已经解体的苏联之外，前六位的国家都比中国参加奥运会次数多一倍以上）。

然而，就像批评者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缺少自由市场的真正基础一样，在足球队离世界杯仍然遥远的时代里，中国能否算得上真正的体育大国？

体育总是试图排斥政治的束缚，但是正像德国学者海德伦·霍姆伯格（Heidrun Homburg）在论述国际足联解决中国成员资格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体育也常常证明了是推动社会政治形势的重要工具。

无论邓小平是否对足球与中国的关系有类似的认识，作为务实派的他似乎从未明确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接受BBC中文采访的学者也表示不愿意将足球与政治混为一谈。金汕在电话访问中指出，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作风令他除了“从娃娃抓起”这样的片言只语之外，基本不会对足球发展"做什么具体的指示"。

这个国家的足球仍然在寻找它的答案，而奇妙的是，这个答案竟然似乎比中国的其他答案更难得到。

为中国指过太多方向的邓小平大概并没有打算替中国寻找这个答案。1974年，官员为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播放他喜欢的世界杯纪录片，当时仍在等待走上历史舞台的国务院副总理会花上几个小时观看。

据官方文献里的官员回忆，邓小平在看足球影片期间很少说话，但却会迫切地问：“还有什么？再放！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