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拜伦在20世纪中国的“变脸”

拜伦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级人物。 图片版权 BBC Sport
Image caption 拜伦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级人物。

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他的作品自上个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其形象变迁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脸”:他是20世纪初的“英雄诗人”,革命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

1978年之后,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开始在文学范畴内展开。

诗人拜伦

英国诗人拜伦,全名乔治·戈登·拜伦,1788年出生,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级人物,天生跛一足,父母都出自没落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家族爵位和产业,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

在大英图书馆网站上能找到拜伦的主页,上面这样介绍他:“拜伦勋爵(Lord Byron)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自由而献身;在政治观点及个人道德上,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身为诗人和冒险家,他是个浪漫主义英雄的化身。勋爵以其英俊的容貌,骇俗的看法,和鲁莽的行为闻名于世。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级人物。”

拜伦生活的时代,欧洲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时代,法国启蒙思想也随着法国大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启蒙主义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对拜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剑桥大学毕业后,拜伦开始游历南欧和西亚,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受当时所见各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战争所鼓舞,拜伦创作的诗歌作品《哈罗德公子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使他一跃成名。而他最为著名和极为成功的作品,则是他的讽刺体史诗《唐·璜》(Don Juan)。

拜伦在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反抗国家强权,社会秩序和宗教道德,并追求自由,倡导人类的公平和平等。拜伦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革命斗士,捐款帮助希腊筹建舰队,加入希腊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拜伦死后,希腊独立政府宣布拜伦之死为国葬,全国哀悼3天。

民族主义战士和英雄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该有自由回 照!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

这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名作《唐璜》(Don Juan)中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的片段,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它翻译,放入其文章《新中国未来记》中,刊登在《新小说》上。

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提倡开学校,译西书,改革科举制度,为维新变法所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 为“广民智,振民气”而创办《新小说》等报刊。同时,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文学和艺术对于启迪民智的重要,拜伦和其作品也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

梁启超认为“整个《唐璜》就是一部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 充满了愤怒、蔑视、威胁和呼吁”的作品,并且不时地“吹出革命战争的号角那一阵阵响亮的长音”。梁启超对《哀希腊》的译文中,“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这样强烈的排比和跃然纸上的情感呼唤,实则表现了梁启超渴望社会变革,实现自由民主的愿望。

在此后的几十年,拜伦作为一位英雄,其诗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被鲁迅,苏曼殊,胡适等屡屡翻译,在中国传播。

鲁迅曾经在《坟·杂忆》一文中说到:“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拜伦作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在中国最初的形象是一位民族主义战士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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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他的作品自上个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其形象变迁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脸"。

革命浪漫主义

清末民初时期,以梁启超、苏曼殊、黄侃、鲁迅、王国维等人对拜伦的早期译作为代表,拜伦成为了呼吁社会变革的英雄。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时,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拜伦进行了更全面的介绍,包括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等, 郑振铎更评论说“我们喜爱伟大的作家,我们更喜爱伟大的反抗者。”( we love great writers, and we especially love great rebels. )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拜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

拜伦被称为“革命浪漫主义派”(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诗人,这股源自苏联的理论潮流对中国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苏联学者认为,"革命浪漫主义是推动革命最有效的方式。"

受此影响,中国大陆学者关于拜伦的第一篇论文标题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拜伦的诗”,于1956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拜伦如果活得长一点就会变成反动资产者 。” 这句话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于1958年在中国出版, 这似乎为中国的拜伦研究者提供了底气来颠覆苏联研究模式。随后,发表于主流文学杂志的两篇文章,作者安旗撰文的“试论拜伦诗歌中的叛逆性格”,以及杨德华所著的“试论拜伦的忧郁”,都表明了同一种观点:拜伦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士,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一场风暴在酝酿,“文化大革命”前期,一场关于拜伦的论战在《光明日报》开始了。

1964年,一篇题为“拜伦和拜伦式英雄”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作者袁可嘉总结了拜伦式英雄积极面和消极面,作者认为在拜伦创作的年代,这种积极面适合民主革命的潮流,从而在字里行间透漏出对拜伦式英雄所追求的个人自由、个人反抗等精神的欣赏和向往——这在那个话语权被严格审查的年代,必然会遭到批判。随之而来的是对此文的尖锐批评,并指出作者“夸大 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性,歪曲了资产阶级的历史面貌”,并将拜伦式英雄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1960年代,拜伦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学术研究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批判。于此同时,其它西方文学家比如罗曼.罗兰,雪莱,雨果等也被贴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标签。

Image caption 拜伦故居——钮斯泰德府邸就坐落在如诗如画的草坪上,整座建筑古朴庄严,装饰精美。

1978年以后:回归文学本身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开始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诗歌艺术和流派,诗歌体裁,哲学和诗歌美学研究等方面,回归到了学术研究的范畴。

拜伦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当中,两位学者的名字不得不提,一个是查良峥(笔名:穆旦),和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兄弟,一个是王佐良。

查良峥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曾在西南联大执教,后留学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译著颇多,包括普希金,雪莱等等,晚年完成翻译拜伦的巨著《唐璜》,被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

王佐良多年研究和翻译英国诗歌,将英国文学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到中国,著作《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将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兴起与发展,重新定位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并对这些诗人包括拜伦进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本文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李鸥教授在伦敦亚非学院的“拜伦在中国”的主题讲座,以及张旭春,戴从容等学者的论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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