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原因造就的异见人士庇护所

刘霞到达德国柏林时,有民间组织人士到机场举起标语欢迎。 图片版权 EPA
Image caption 刘霞到达德国柏林时,有民间组织人士到机场举起标语欢迎。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到达德国后,正在酒店暂住,也曾经与当地的朋友见面。当地有团体准备周五(7月13日)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在柏林格特斯曼教堂(Gethsemane church)为刘晓波举行追忆会。刘霞好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引述刘霞说,刘霞不会出席这个追忆会。

德国多年来都有介入刘晓波的事件。他去年病重入院时,德国曾派出医疗专家为他会诊;他逝世后,德国等多国政府呼吁中国当局容许刘霞出国,德国更表示随时欢迎她到当地。 刘霞获准出国后,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陪她从北京乘坐飞机,经芬兰赫尔辛基转机到柏林。

多年来,德国收容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异见人士,它在2015年的欧洲难民潮更接纳了许多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分析认为,德国的历史和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成长背景,都令德国社会在难民和人权等问题上十分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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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从北京抵达芬兰赫尔辛基机场等待转机时,刘霞满张开双臂走向接机的人,神色愉悦。

异见人士庇护所

德国多年来都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在2016年邀请了胡佳、高瑜等多名中国异见人士,与多国驻华代表一起出席当年东西德“统一日”酒会。

默克尔今年五月访华期间,也先后与2015年“709大抓捕”中,唯一仍然失踪的维权律师王全璋太太李文足,以及另一位被捕维权律师余文生太太许艳见面。

李文足事后在社交网站发帖,希望默克尔能帮助她向中国官方确认丈夫是否仍然在世。她在去年德国“统一日”的活动期间,也跟柯慕贤见面,并向对方介绍王全璋案件的进展。

许多其他中国的异见人士离开中国后长居德国,包括创作描写“六四事件”镇压长诗《大屠杀》的中国作家廖亦武,和多年被禁旅行的维权艺术家艾未未。

除了中国,德国也对其他国家的异见人士伸出援手。土耳其裔作家阿克汗(Dogan Akhanli)被土耳其监禁多年后,在1991年以难民身份移居德国。他曾撰写书藉,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规模杀害亚美尼亚人。事件造成约150万名亚美尼亚基督徒死亡,但土耳其一直质疑这个数字,并且反对以“种族灭绝”形容事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当地2016年政变流产后,被指大规模搜捕他的政敌。德国外交部发声,指德国会向任何受“政治逼害”的土耳其人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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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土耳其裔作家阿克汗形容,自己是"前政治犯"。

“不要回到有围栏的日子”

研究德国历史多年的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钟子褀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东德长大,影响她掌权后处理外国异见人士和2015年欧洲难民潮的方法。

默克尔当年10月出席欧盟峰会期间,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跟她说,德国早晚会跟匈牙利一样兴建边境围栏阻挡难民。默克尔稍后发言时回应:“我待在围栏后的日子太长了,不会想再回到那种时候去。”

钟子褀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指出,默克尔的说话显示她把自己放到难民的处境,希望能到达一个既自由、又没有政治逼害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情况显示默克尔“在东德生活的经验,的确影响着她对难民和受政治迫害者的看法”。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也认为,德国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军暴行的反思,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等事情对人权的侵犯很多德国历史事件接近,因此会引起德国人的关注。“我想德国人看到中国的现状,会有一点历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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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默克尔在东德出生,分析认为她在"铁幕"后长大的背景,令她在人权和难民问题上十分包容。

德国的“自我反省”

刘霞到德国的时间点,正值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欧洲。另外,中国和欧盟在7月16至17日准备在北京召开年度中欧峰会,中国期间据报会尝试拉拢对方,在贸易战中联手抵抗美国。

章立凡对BBC中文表示,中国似乎把释放刘霞当成一个“大礼包”送给德国,但欧洲对中国“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知识产权的盗窃、以至中国在欧盟的并购十分警惕。章立凡指出,中国释放刘霞无助解决它和欧盟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因此中国的计划不会成功。

中国政治学者吴强认为,人权外交一直是欧盟外交的重点,除了中国,德国也介入到中东地区、朝鲜和非洲等地的人权事务当中。

美国国务院每年都会发表全球人权报告,它今年4月发出最新一份报告。美国代理国务卿苏利文(John Sullivan)指,中国散播“威权体制最差的一面”,也继续限制公众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中国随即发表“美国人权状况报告”反击,指美国自称捍卫人权,但自己国内的人权却持续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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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与刘晓波:艰难的罗曼史

吴强留意到,德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主要纠结在个别个案中,没有像美国般对中国提出每年一度的人权报告,或者通过中欧人权通话,有更积极的施压,立场“相对温和”。他认为,如果德国想要藉人权外交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钟子褀认为这与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它在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不会觉得“自以为是”。

“他们会先反省,知道自己也曾迫害、制造政治犯,所以当其他地方同样有制造政治犯时,他们会乐意帮助这些人,但不会用一种指责的形式说其他人做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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