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雄:香港反对派人士化身大陆同志倡议者的挣扎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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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张锦雄(中)20多年前证实患有爱滋病,以自己做例子证明爱滋病人与常人没有很大分别。

圣诞节对张锦雄(Ken仔)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1990年圣诞前后,当年15、6岁的他邂逅了第一位男朋友,正式踏入同志(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的圈子;1995年平安夜,他发烧、肚泻、肺炎重病被送入院,结果确诊了爱滋病。1999年圣诞节,他在平安夜活动中,向记者“出柜”诉说自己作为爱滋同志的经历——他当时用化名、带太阳眼镜和帽子。

多年前,爱滋病被形容为“世纪绝症”。如今,这位香港土生土长的男同志爱滋病患者,以自己作为最佳例子,爱滋病不是“世界末日”,准时服药仍然可以如普通人一样,活得精彩。

这20多年来,他的人生真的“活得精彩”,有着多个头衔和身份,他是“香港彩虹”创办人,这个1998年成立的组织,是香港当年唯一一所专门为同志提供服务的社区中心。

后来,他加入香港反建制势力,参与多个被中共及建制派视为“眼中钉”的组织,他是“长毛”梁国雄所属政党社民连的创党成员,曾担任以“平反八九民运”为纲领的支联会常委,也担任专门筹办大型反对派游行的民阵发言人。他曾经带领群众高叫“特首下台、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但2009年开始,他逐步脱离香港的政坛,选择到大陆推动同志平权、爱滋病防治及患者辅导工作,并在几年前,参加安徽卫视电视节目《超级演说家》,分享自己对抗爱滋病时得到身边人支持的故事,一句“没有爱,有再好的药物都没用”感动了不少观众,令他成为一个微博逾22万粉丝的大陆小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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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张锦雄(右二)曾经在香港“六四晚会”台上主持及领唱。(图为2003年6月4日)

为甚么到大陆?

十年前的大陆,同志、爱滋病等议题仍然十分敏感,张锦雄领导“香港彩虹”的日子,接触不少专程来拜访的大陆同志团体,并获邀到大陆演讲,在活动中,他见到无数年轻大学生,对性别议题展现无穷的求知欲。

张锦雄说,在香港演讲,香港学生并不在乎讲者说甚么,但在大陆的大学演讲,讲堂上总是挤满几百人,座位也不够,学生们录音、抄笔记、积极参与,有人由其他城市坐两小时巴士,就是为了听他一席话。

“内地勾起我一些使命感,原来内地的同志运动是可发展、有机会的,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出来,他们需要培训的机会和经验,”他说。

张锦雄2009年创立“彩虹中国”,每年花约一半时间身在大陆,9年间踏足60多个城市、过百间大学,四处演讲和为当地的人提供针对爱滋病防治及同志辅导的培训。“彩虹中国”不是大组织,他到大陆工作,要靠当地组织提供交通费及演讲费,也曾有透过腾讯99公益筹款,为感染者及同志提供服务。

有一次,张锦雄到广州的一间大学做公选科课堂的嘉宾,但活动举行前,负责老师宣布取消——原因不明。

几百名在场学生大失所望,于是在校园寻找其他课室,课堂结束便集体去一间空置的课室,让张锦雄在不用器材的情况下讲述他的经历、性别、性倾向议题,但不足半小时,学校的职员来到要求张锦雄离开学校。

“两个女学生对我说,她们已经是心理学四年级,但从来没有一门课讲同志议题,她慕名而来上这一课,她说真的很想听他讲课,反问为何学校不让学生了解这些事。”

这批学生在微博发声明,要求校方解释不让学生听讲座的原因,后来,他们逐一被校方召见,微博的声明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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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以前的“七一游行”,经常见到他出现,但近年,他已经没有再去游行。(图为2003年7月1日)

在大陆遇到的挑战

张锦雄具备香港反对派色彩的背景,2014年香港爆发争取普选的占领运动,以及去年年底大陆出台《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种种原因,令他近年在大陆的工作愈来愈困难。

他的组织“彩虹中国”在香港注册,被视为“境外组织”,在大陆参与活动,主办方要在两个月前申请及报备,很多学校老师怕麻烦,令张锦雄邀约大减。

按法律,他可以在大陆注册,但需要填写犯罪纪录,张锦雄在香港曾因示威被控阻差办工以及被控非法广播,他对自己能否顺利在大陆注册组织深抱怀疑。

“资源、钱、或人也不是问题,是制度与国情。国情时常都在转变,松紧不一,未成名前做嘉宾去学校演讲,其实没有人管,但当组织渐大、或者香港发生‘占中’、‘六四’、‘七一’时期,无论讲甚么题目,也不希望有我回去演讲。”

现在他出席活动尽量保持低调,事前不会在微博宣传,也不会四处张扬他到哪儿演讲,在大陆打滚多年的他,早已习惯避谈“人权”、“组织”、“运动”、“游行”等字眼,只会称自己“做公益、办教育活动”。

今年年初中国修宪讨论热烈之时,他原本计划在郑州、西安、重庆出席不同的活动,但在首站郑州,公安要求他立刻回香港,连西安、重庆也不能去,这次事件吓得他在深圳聘请的助理也要辞职。

之后张锦雄再次低调重返郑州,希望出席另一个由其他组织举办的讲座,但坐火车途中,他得悉讲座被取消,在火车站,他又遇见执法人员,并且“被旅游”去参观少林寺。

“他们对我说,以后去郑州都要通知他们,会很热情招待我、全程陪着我,即暗示我不要再来,”张锦雄说,“有公安对我说,查到我是支联会、社民连的一员,虽然是2009年之前的事,但很难不令人联想,不是现在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他们说保留对我的怀疑,但无法对我完全信任。”

他对BBC中文表示,已经决定年底解散“彩虹中国”,日后只会以个人名义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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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两地均吃力不讨好

大陆官方对他不信任,而在香港,张锦雄同样备受质疑。

“有部份人直接说我被人收买了,我可以用人头担保,我的价值观从来不是钱那一方面,”张锦雄说,自己退出香港政界后投入大陆同运时,经历一段要到餐厅打工赚取生活费的日子,每月花10几天赚钱应付基本生活开支,其他日子均会到大陆工作。

张锦雄投身民主派政圈是有一点误打误撞,起初是为了“香港彩虹”的发展,而结识包括支联会在内的团体,后来因为他“会唱歌和主持”,而获支联会看中,可以在活动担任司仪,在示威活动台上主持、唱歌。

“我成为了‘社运界口水歌歌手’,”他笑说。

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抗议国家安全法23条,当年28岁的张锦雄,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起步点台上,连续几小时不断唱歌、主持。在民阵和支联会的日子,他有份筹办“六四晚会”、“七一游行”,经常做司仪,带领群众叫喊“平反六四”、“特首下台”的口号。

后来,社民连筹组时他获邀成为创党成员,张锦雄说,社民连是第一个政党把同志议题放入党纲,为日后其他政党,加入性小众内容而铺路。

但是,他无法在社民连党内争取参与2008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后也没有获聘做议员助理,在党内他没有特别身份,政途上的挫折,令他只好专注“香港彩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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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他在示威现场台上拿着麦克风的日子,已经不复再。(图为200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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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张锦雄(右)是社民连创党成员,但后来与党内有分歧而与几名党友一同退党。(图为2007年)

但无论在社民连、还是“香港彩虹”,他也和当中人存在分歧,最终相继离开有份创立的两个组织。在社民连,他和其他党友不满领导层及质疑社民连账目问题而退党;而在“香港彩虹”,他的组织没有获得足够资助,加上他希望组织未来更专注于社工服务,与其他人意见不合,他决定退出。

2010年,香港发生“五区总辞”事件,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为了争取普选辞去议员职务,希望把补选视为变相“公投”。

张锦雄做了一个令他后悔的决定,他宣布参加这场补选,与昔日党友“决战”。

结果,这次“叛变”引来民主派人士不满,参选令他失去昔日的朋友和战友,他最终得票也只有2.1%。

“香港民主派中,有些人对我不信任,问我是否被人收买,有钱可以参选,但其实那几万元,是‘香港彩虹’一个义工借给我,我到现在只还了一万块,我也十分愧疚,所以之后我努力做侍应。”

那时候参选,除了是为了对社民连表达不满,也是希望成为首任“出柜”的立法会选举参选人。

“我那时候很年轻,不够成熟,政治阅历不多,可能我真是不适合从政,又或者我比较单纯、天真,政治里面,不论左中右、政党、政府都好复杂、好多勾心斗角。”

“这是我人生暂时最后悔的事。”

回望这段加入民主团体的日子,他说初心是希望把同志议题带入政治,也许就是因为他在民主阵营不断重复又重复地提出性别议题,才令更多民主派团体关注。

“与其说我有从政的方向,不如说我只是用他们平台去表达我想说话。”

离开了两个香港所属组织,加上在大陆感受到同运冒起的势头,一推一拉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北上服务,淡出了香港政圈,暂时不考虑参与任何香港政治相关的工作。

2014年香港发生的占领行动,张锦雄也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眼见新一代早已比他激烈。

他没有打算身在运动的前锋,“冲完之后又怎样?打官司?你有甚么好处?”

如果他迟一点出世,也许他就是那些冲上前被捕的年轻人。他已经不是站在前线的人,也不再是2003年大游行的那位28岁热血青年。

“我与很多香港人一样,有一种无力感,我只能顾好自己,我做不到大事、大运动,不如做一些协助爱滋病感染者和同志的工作,这些事情很实在,自己开心又帮到人。”

“有时候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有些事情过了便是过了,不能回头。”

中港两地的同志运动

张锦雄在香港政界打滚称不上是成功,但他在中港两地同运上却是功不可没。

在香港,2005年,他参与筹办香港首届“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当时社会风气趋向保守,几百个团体在活动前半个月联署登报反对同性恋,当年这场只有几百多人的小规模游行,主办方要准备面具,因为许多参加者不希望“出柜”,未能以真面目示人,但抵达终点时,一批示威者脱下面具感动而泣,自此这个活动成为传统,十几年过后,香港的同志游行成为年度的嘉年华活动,何韵诗、黄耀明等明星相继“出柜”,令运动走入新的阶段。

在大陆,这些年来受他培训、启发的青年,渐渐成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同志组织武汉同行同志中心的创办人黄豪杰,是当年受张锦雄启发的一员。黄豪杰对BBC中文说,因为在活动中认识了张锦雄,发现同志运动有无尽的可能,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同志服务工作者,所以他也投入了大陆的同志、爱滋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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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湖南长沙2013年曾经有百多名同志在街上游行,张锦雄也参与其中,他对大陆同运活跃感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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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大陆有更多年轻人站出来争取同志免受歧视。

张锦雄传授了大陆同志组织如何管理和筹办同志、爱滋相关活动,具体地描述了同志中心运作的实务,他也把“Free Hug”(免费拥抱)这类街头行为艺术带到大陆,去宣扬爱滋病人并不可怕。

张锦雄在出席香港同志活动“粉红天”时接受采访,他在活动中举办了一个与中国同志运动相关的论坛,希望中港两地同志交流,可以相互得到启发。

十年过去,张锦雄认为大陆的同运发展迅速,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越香港,例如,香港同志运动经过2、30年,只有少数同志能够与父母一同出镜,大部分香港同志家长,只是参加个别组织的闭门活动,哭泣寻求辅导,没有人愿意走出来,但大陆,很多同志家长也组织活动。

他说,大陆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搞以同志为主题来游行筹款的地方,反而迫使一些同志,要透过参加马拉松等来宣扬同志权益,他们在这些不以同志为标签的活动派发传单,展示彩虹旗,与路人解释自己的性倾向,反而令同志与异性恋者扣连起来,相反在香港,同志游行已渐渐演变成一种“自己人自己开心”的联谊活动。

但他对中国大陆未来的同运发展有乐观的心态,虽然,他的“彩虹中国”在这个体制中不能存活下去,但他相信,在中国不同城市,已经有新一代,可以由他们自己带领同运的发展。而他自己则希望关注其他国家的华人同志,或许“香港彩虹”、“彩虹中国”走得更远。

“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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