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妻子耿和专访文字实录(二)

耿和記者會 圖片版權 AFP
Image caption 耿和在胡錦濤訪美期間通過記者會呼籲奧巴馬總統幫助丈夫重獲自由。

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早些時候接受了BBC的專訪,她除了談到了高智晟在被捕期間受到的酷刑之外,還談及了自己與子女逃離中國的經歷以及孩子們思念父親的心情。

以下是這次專訪的文字實錄第二部分:

記者: 當時您做出決定離開中國,這個決定是如何做出的呢,做這樣的決定是否非常困難呢?能不能您當時是什麼想法。

耿和 :當時是2008年9月,孩子不能上學,我們選擇了一個學校,過了一段時間學校不要我們了。為了她能上學,沒有辦法,我們決定離開。

因為我的家庭是以我的先生為精神支柱的。所以這種選擇對我們雙方來說都是痛苦的,但是為了孩子,我們必須離開。

記者:你們離開的時候沒有告訴高智晟嗎?

耿和:對,是的。沒有。

記者:為什麼呢?

耿和:我擔心他接受不了。

記者:能介紹一下從您離家的那一天,一直到最後離開中國,經歷是什麼樣的呢?

耿和:那是很平靜的一天。(我先生)他出門走了,我就給女兒指定了一個位置,我就說,你出門到那裏等著我,因為那時候我們家也被監視,我跟孩子想走出去不容易。

外面的人傳遞了一個消息,他們長期在我們家附近觀察,知道中午午後警察們要吃飯,監視比較松,所以讓女兒先出去到一個指定的地點,然後我和兒子過了兩三個小時也出門跟她會合,就這麼逃離了他們的視線,打的到了火車站。

記者:你有沒有給高智晟留張字條什麼的呢?

耿和:有,我留了張字條,說我帶孩子上學去了,不要找我們。

記者:但是那一天,您並沒有帶孩子去上學,您反而帶著孩子開始了一個非常艱苦而長期的旅途,這個旅途是不是很困難呢?

耿和:是的,因為我們孩子要上學,我們家庭要付出比一般家庭多的代價。這在文明社會是不能想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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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從離開中國前往泰國到最終抵達美國,您能不能談一下這一旅途的經歷呢?

耿和:我們是1月9號離開的,大概1月28 ,29號到達泰國的。這期間朋友幫我們就像接力棒一樣。今天你帶一站,明天他帶一站,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所以就跟著他們走吧。

記者:在這個期間,你是住在朋友家裏呢?還是說您有時候要露宿街頭?

耿和:沒有在朋友家住,一般都是在晚上走,晚上都在車上,摩托車上,步行啊,翻山越嶺阿,都是在交通上。

記者:那麼您在火車上也好,汽車上也好,摩托車也好,您有時間休息嗎?

耿和:沒有睡覺,都非常緊張,非常害怕。因為帶我們的人,我們也不認識。語言也不溝通。所以每天就是提心吊膽,是那種不吃不喝不睡的那種狀態。

記者:那麼孩子們對你離開家、離開父親的決定有什麼反應?對於不能再見到父親友什麼感覺?

耿和:我沒有跟孩子講。上了火車,我跟我女兒講,我們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要給你上學。我們這一路,沒有跟孩子溝通。我們只是逃命,逃命,逃到這一站再接著逃到下面一站。我們這時候沒有想,也沒有想我們的未來。只覺得,只要今天不出事,就行了。每當想起女兒的狀態,我們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內疚。我記得女兒在醫院的時候睡不著覺,她就夢到她的爸爸死了,她就說:「媽媽,我特別想見到爸爸,我想跟爸爸說,我愛他。我從來沒跟他說過這句話」。

記者:自從您到了美國之後,您有沒有和高智晟有什麼聯絡呢?

耿和:去年4月,他有一次短暫的露面,我們打了兩三次電話。

記者:他跟您說什麼了呢?

耿和:我跟他說, 從照片看你前面的牙齒又黑又歪,你應該去看一下醫生。他就不吭氣。在我再三的追問下他說,「要是我能去看醫生,我就會去看醫生了」。所以我就知道他旁邊有人跟著他,他沒有權力選擇醫生。

記者:您認為從去年4月到現在,你覺得高智晟發生了什麼情況呢?

耿和:美聯社在今年的元月份又有一篇文章報導, 說這次他受的酷刑,比2007年受的酷刑還要厲害。

記者:那麼現在高智晟杳無音訊,你一直聯繫不到他,你是不是心情感到特別難過?

耿和:對對對,尤其是不知道他的下落,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所以我跟孩子每一次聽到這種消息,都是在網上得到的。又有酷刑了,又有迫害了。這種消息,想起來我們都撕心裂肺的。

或者,我們感覺他是在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受著折磨,所以我們每天都是提心吊膽的一個狀態。我記得有一次送兒子上學的時候我就說:媽媽學英語學的非常的慢,學得非常的著急,你要在學校好好學習。他說:我不能都學英語。我說為什麼呢?他說我要留著中文,我要給爸爸講話。

記者:胡錦濤主席前一段時間到美國訪問時會見了奧巴馬總統,您當時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您當時希望發出一個什麼樣的訊息呢?

耿和:我發出一個信號就是因為奧巴馬總統當年他也渴望得到父愛。所以我想,我女兒和我兒子也深深渴望得到父愛。我想如果奧巴馬總 統記得他童年時沒有得到父愛的痛苦的話,他應該幫助我的孩子得到父愛。

記者:奧巴馬總統有沒有對您的訊息做出反應呢?

耿和:沒有。

記者:您還在做一些其它的努力來讓高智晟獲得自由嗎?

耿和:是的。我到華盛頓見了一些議員,還有一些國務院的人。我把我先生受到迫害和孩子們思念父親的經歷和狀態講給他們聽。他們非常的同情,他們願意繼續幫我。

記者:高智晟最早是因為維護人權才遭到政府的拘押。您認為他這麼做值得嗎?您覺得他當時是不是應該這樣去做呢?

耿和:我先生是一名律師,他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當事人這一邊。他盡其所能地為窮人提供免費的幫助。金錢和權力誘惑不了他,權力和黑暗壓倒不了他。他不僅把律師作為一種職業,更通過這種職業向大眾傳播公平,正義和良知。

就是這樣人民需要的好律師,中共政府吊銷了他的執照,關掉了他的律師事務所,然後監視著他的家庭,把他關在了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進行著酷刑。他只做了堅守著道義和良知的底線一件事,而我們家庭就要付出了這麼一個沉重的代價。

耿和專訪文字實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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