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鄧小平的外交政策的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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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鄧小平主張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主權問題

鄧小平以他的魄力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與之相輔相成的是鄧小平力圖打造的國際環境,二者缺一不可。

1978年8月鄧小平訪問日本,不僅在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了一次為世人矚目的記者招待會,更會見了日本天皇。行程間,他說:「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行程後,他說:「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麼叫現代化了。」

對一個曾與日本浴血奮戰的革命者來說,這次訪問意義重大;對中國來說,意義更大,因為事隔四個月,改變中國社會進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攜夫人赴美。九天的行程下來,人們記住的不是美國的航空航天、汽車製造,而是他在休斯敦看馬術表演戴牛仔帽的場景。美國廣播公司當時報道:「對鄧小平來說,他不僅去了西方,還去了美國西部。(not only went west, but went western)」

此後,中越、中蘇關係緊張,再到後來鄧小平與蘇聯改善關係,「一國兩制」與英國解決香港主權問題,如此等等,鄧小平的對外政策並不比遜於國內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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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79年鄧小平攜夫人卓琳訪美,是中共建國以來首次國家領導人訪美。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對BBC中文網說:「鄧小平是個戰略家,他知道幾個重點,其一,國內與世界的變化是緊密相連的;其二,他對全球整個政治經濟版圖有長遠的思考。」

戰略思維

似乎沒人否認鄧的戰略眼光,但問題是,何以使然?

李成說,鄧小平的外交政策反映了他的實用主義。他說:「區別於毛澤東,鄧小平改變意識形態,讓位於實用主義,因而沒有固步自封、因循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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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89年,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戈爾巴喬夫,中蘇改善關係。

美國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院中國研究教授、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大衛·蘭普頓(David Lampton)認為,鄧的戰略眼光得益於三要素。

「第一,鄧小平長期作為毛澤東部下工作,從毛的失敗中吸取了很多教訓,例如毛無法推進與美國關係的改善、毛強調自給自足、不願意推進國際貿易等等,鄧從毛的這個『學校』學到了不少東西。」

「第二,鄧小平確實是個戰略思想家;第三,鄧小平的地位和威望,加上當時的中央集權,以及社會構成也不那麼複雜,這讓他能左右國內的政治,這是他之後的領導人難以做到的。」

得與失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對鄧來說,他在外交領域的敗筆是什麼呢?

李成認為,1979年的中越戰爭是其例。他說:「這種教訓小國的心態影響了後來的領導人,也會滋生民族主義心態。」

大衛·蘭普頓則對BBC中文網說:「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也許實現一個小目標,即緩解了越南軍隊對柬埔寨的壓力,但中國軍隊也遭到越南的打擊。」

蘭普頓說,另外一個與外交相關的失誤是,在裁軍和削減軍費後,軍隊從商,造成很多問題。他說,對此,江澤民也應承擔很多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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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國實力增長,引起鄰國對中國韜光養晦方針的質疑。

李成與蘭普頓都認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解決香港主權問題是成功的,讓香港能渡過幾次經濟危機仍維持增長,儘管現在有不同的聲音以及特首普選權之爭,但歷史事件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看清楚。

韜光養晦

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思想,時至今日,「韜光養晦」成為中國對外戰略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成認為,這一政策是成功的,讓中國能從1989年後的困境中走出來,擺脫危機,維持經濟的發展。蘭普頓也說,「這基本上是一個明智的政策。」

那麼,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而且被視為經濟總量即將超越美國的大國,這一政策是否在悄然改變?

蘭普頓說:「現在中國的情況有所變化,即出現所謂的新環境。我不認為習近平會摒棄和平發展、也不認為他會完全摒棄韜光養晦。」

「不過,民眾和領導層也感到,隨著中國更強大,因此沒必要在維護自身利益上遮遮掩掩;加之,他們還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脅,因此需要更多的實力、更快地加快軍隊現代化。」

蘭普頓說:「中國領導層並沒有摒棄了鄧小平的政策,而是進行了調整,只是這種調整沒有讓中國的近鄰或遠鄰放心。」

(責編: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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