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百名:香港在職母親與外籍家佣

林錦華、丈夫及初生女兒 圖片版權 Felix Tong
Image caption 林錦華思前想後,才決定生育。

每天早上,對林錦華來說,都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

林錦華每天約6時多起牀,梳洗過後,請外佣幫忙喚醒5歲女兒起牀。把小孩帶到幼兒園後,才吃一點早餐,然後又要趕上另一班公交車到辦公室。

除照顧小孩外,林錦華在一間教育機構擔任全職講師。和無數香港人一樣,林錦華工作繁重,講課、與學生會面、處理文件等,每天平均工作9小時。幸好公司理解她的難處,讓她凖時下班。不過,特別忙的時候,等女兒睡覺後,又要修改學生的功課,有時候凌晨1時才可上牀休息。

林錦華26歲結婚,不算遲婚,不過生兒育女卻讓她躊躇不定。林錦華說:「我和先生都很忙,因為我們學業、事業心都很重。我知道照顧小朋友不容易。因為大家都在工作,(如果有孩子)自然在家庭要擺一些比重。」

最後,林錦華和丈夫決定要小孩,婚後9年,女兒出生,而林錦華從未想過成為全職媽媽。她說:「我工作這麼多年,我讀了很多年書,我想實踐工作上的一些理想。」另外,收入亦是實際的考慮。「(家庭)有很多開支……還要償還房貸。」

家中幫手

女兒出生後,林錦華和丈夫開始聘請外佣,3年前,他們輾轉聘到來自菲律賓的Marites Bueno Samson。香港法律規定,外佣必須與雇主同住,於是,4人開始這種安排。

對Marites來說,背井離鄉、照顧別人的小孩,是她撫養自己子女的唯一選擇。

Marites來自菲律賓的卡班嘎(Cabangan),一個只有兩萬多人口的市鎮。菲律賓經濟環境欠佳,Marites說,在家鄉,一名收銀員的收入每月大概是800元港幣。在香港當外佣的話,最低工資已有4210元港幣。Marites說:「菲律賓生活艱難。假如我不能在香港打工,沒人會撫養我兩個孩子上學。」Marites決定,要留在香港打工賺錢──直至兩個孩子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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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Marites在菲律賓的兒女(左一和右二),是她最大的支柱。

Marites離開菲律賓的那一年,兒子只有4歲,女兒只有3歲。由於孩子太年幼,他們不知道母親要遠走1300多公里外的城市打工,以後每隔兩年才可見她一面。Marties回憶:「我怕他們會不認識我。我怕他們以為我遠在他方,不在乎他們,不知道我愛他們。「Marites每周都會給家裏打兩三次電話,跟兒女閒話家常,是她略解鄉愁的安慰。她說:「我們常常通電話,因為這是我們唯一溝通的方法。」

Marites來香港打工,的確為家庭賺取更高的收入,不過,她為此亦付出沉重代價。Marites說:「來香港一年後,我的丈夫有了另一個女人,離開了我們。他說,我在遠方工作,不能滿足他的需要。」她咬緊牙關,決定獨力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

孩子物質的需求,Marites盡量有求必應。與家人通電時,不時請她匯錢回菲律賓,她也習以為常,沒甚麼怨言。她的長子快將小學畢業,她計劃買一部手機送他。一部手機約1500港幣,佔了她一個月收入約三分一。

Marites來到這個家庭後,暱稱Tes,林錦華要求女兒稱呼她Auntie Tes。周末一家人到處遊玩,也會邀請Tes,他們也為Tes辦了迪斯尼樂園、海洋公園的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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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林錦華說,Marites也是家中成員之一。

林錦華說:「我認為Tes是我的家庭成員,不是我的奴隸,不需事事全聽我話。我們有時也會有爭拗……不過我覺得要多體諒她一點。」Tes也視林錦華女兒如己出,非常疼她。她說:「我在(林錦華女兒)中看到我的女兒。當我照顧她的時候,我有時會覺得她就是我的女兒。」

香港外佣

不少香港家庭,如林錦華一家一樣,聘請外地來的家佣。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幾乎達致全民就業,所以政府希望釋放女性勞動力。與此同時,為了減低本地失業率及賺取外匯,菲律賓政府推行《1974年勞工法典》,開始輸出勞工。直至現在,香港對外佣的需求仍然一直上升。

政策剛推出時,香港僅輸入二千名外佣,時至今日,香港外佣數字已錄得34萬。來自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的外佣各佔約一半,其餘來自泰國、印度、斯里蘭卡等地。

承受壓力

隨著香港社經結構變化──包括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物價飛升等──香港女性就業勞動人口參與率不斷上升。1971年,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是42.8%。2014年,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提升至54.6%。

雖然女性的經濟角色日益吃重,不過女性仍被視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新婦女協進會主席陸潔玲說:「香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沒有受到挑戰。」政府統計處2015年數據顯示,男性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是10%,而女性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是50%。即使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她們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亦達30%。對香港在職女性來說,很可能意味著,經過一天冗長的工作後,回家後還要照顧家人、處理家務,可謂疲於奔命。

縱使不少雙職家庭選擇聘請外佣,但女性仍需花費不少時間安排家事。陸潔玲說:「聘請外佣可能是一個家庭決定,甚至簽署合約及處理文件等由男士負責也不一定。但是,管理外佣都是交由女性處理。」

政府責任?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鄧建華說:「香港社會及政府,雖然沒有說明,但一直依賴外佣處理護老及照顧小孩服務的需要。雙職家庭,如果他們有老人家或小朋友需要照顧,他們的選擇非常少。」

以零至3歲幼童人口為例,2011年人口調查發現,香港零至六歲的人口約35萬。不過,社會福利署響應BBC中文網查詢時指,現時為零至6歲幼童提供托兒服務的幼兒中心,名額約30000個,而當中由政府資助的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只有722個。即使是政府資助的獨立幼兒中心,每月費用由3000多元至5000多元不等。有些附設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私營/非牟利幼兒中心費用甚至可達1.3萬元。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是2.35萬元,托兒服務費用對大部份家庭來說,負擔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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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鄧建華認為,政府特別促成現況,家庭依賴外佣照顧老幼。

外佣最低工資4210元,比托兒服務便宜得多,而且還可幫忙各種家事。鄧建華說:「申請聘用外佣的最低要求一直維持很低水平,家庭收入只要逾1.5萬元就可聘請外佣。」政府規定,外佣雇主需提供膳食,並且與外佣同住。假如雇主收入只符合最低要求,外佣工作環境難言理想。鄧建華認為,政府有意促成現況,如果提高雇主收入要求,政府將需提供更多公共服務。

路在何方

根據勞工處2012年發佈的《標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香港全職雇員的每周平均工時是49小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國平均工時只有40.4小時,香港平均工時超出約21%。

鄧建華認為,香港沒有標凖工時,令家庭需要聘請住在家中、24小時隨傳隨到的外佣。另外,香港居住環境狹窄,雇主與外佣朝夕相對,關係異常親密,同時潛在不少矛盾。

香港以聘請外佣解決照顧老幼的需求,能夠以這種方法解決問題,是因為香港經濟富裕,可以從外圍較貧窮的地方輸入勞工。陸潔玲認為,雇主並非剝削外佣的始作俑者——因為她們自已亦深受制度之害。陸潔玲說:「社會把問題遮掩而不處理,找一些廉價勞工去堵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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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曾表示,由於國家尊嚴問題,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國家輸出印度尼西亞女佣。

不過,香港真的可以長久依賴外佣解決內在問題?今年2月,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曾表示,由於國家尊嚴問題,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國家輸出印度尼西亞女佣,而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亞副總統亦指希望2019年不再向外國輸出女性佣工。關注外佣權益團體Rights Exposure Project的Robert Godden說:「我有點懷疑印度尼西亞是否會禁止輸出家佣……或許不會是完全禁止。」

雖然不少人認為這些停止輸出勞工的政策只是空談,但假如外佣輸出國將來因任何原因——經濟起飛也好,其他地區提供更高的人工福利也好,甚至內部政治原因也好——停止向香港輸出家庭雇工,香港將如何處理內在問題?是否從更貧窮的國家輸入勞工,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香港女性能否事業、家庭兩相兼顧,是否非依賴外佣不可? 應如何改善工作環境、提供更多支持? 男士應否在家務及照顧子女上付出更多? 外佣遠走他鄉為家人打拚,是否值得多一點體諒及支持? 這些問題的答案,極需香港社會反思及回應。

(責編: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