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從廣東逃到香港的知青

文化大革命時的紅衛兵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 caption 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後的兩年,毛澤東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孫仲勛關於蘋果的記憶,已是五、六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今年71歲的他說,蘋果的香氣,令他下定決心從廣州偷渡來香港。

「我們作為廣州市的市民,目睹這一切,就知道香港的人身光頸靚,又有錢。他們戴手表,帶回來的食物又好吃。」孫仲勛說。

他當時年紀還小,「香港客」帶回來的食物令他垂涎,其中他最喜愛的就是蘋果。「那時我們聞到的蘋果是很香的。我就覺得,香港的蘋果這麼香,真的是名符其實,一點也沒浮誇。因為是香港嘛。」

「胸中自有雄兵百萬<span >」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後發動「上山下鄉」,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對孫仲勛來說,「上山下鄉」反而帶來讓他偷渡到香港的機會。孫仲勛辭去廣州汽車廠的工作,申請下鄉,被派到惠州市博羅。孫仲勛說:「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將戶口轉到農村,就算偷渡失敗要回來,也不會影響家人。」

圖片版權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孫仲勛26歲成功偷渡到香港

孫仲勛申請下鄉意味著他要放棄城市戶口。孫仲勛說:「我認為我一定能夠去到香港,戶口對我又有何用?我對自己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這句說話是毛澤東說的。」

「一次不行,我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甚麼叫危險?我不知道。甚麼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孫仲勛時年23歲,首次嘗試偷渡。他與兩名同伴選擇坐火車到東莞,再循陸路到香港。

經過幾天逃亡後,三人來到深圳福田。孫仲勛說:「下山後,我們見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為到了香港……我們沒有任何防備,大搖大擺,甚至抽煙。」

三人經過田間,突然有幾只大狼狗突然撲出,其中一隻抓著孫仲勛的胸口不放。「解放軍在叫不許動。我們一聽到他們說普通話,就知道我們失敗。」

Image caption 年輕的孫仲勛

孫仲勛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個星期,輾轉回到博羅公社。在博羅待了十多天,孫仲勛回到廣州。

翌年,孫仲勛坐火車到樟木頭,但民兵上車檢查,發現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孫仲勛終於學乖,知道必須經水路才有望到香港。這次,他與一個朋友結伴出發。他們先坐車到惠陽,然後上山。他們只敢在晚上趕路,走了四五天,終於抵達深圳大鵬灣。

孫仲勛和伙伴晚上10時多下水,一直奮力遊,七小時後終於進入香港境內。

三天後,孫仲勛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埋堆」、「炒米粉」、九號風球

孫仲勛藉文革的「上山下鄉」偷渡到香港,但對當時大部份「知青」來說,「上山下鄉」令他們感到絕望,促使他們決心逃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陳克治與太太李潔馨。

陳克治1947年在廣州出生。文革席捲中國的時候,陳克治剛好讀完高中,凖備高考上大學。陳克治說:「1966年開始文革,高考暫停。當時以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們這些人全部去了農村,失去我們的城市戶口。」

當時,上山下鄉最響亮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甚至有說知青一生要扎根農村。陳克治不甘心終身在農村渡過,母親亦鼓勵他偷渡到香港。

視頻:陳克治、李潔馨於九號風球下偷渡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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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山下鄉」令陳克治有意外的收獲。陳克治與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羅,並被挑選成為民辦教師時,兩人才相識。陳克治說:「去到農村,唯一短暫、最開心的時間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間有不少術語,其中一個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個靠近邊境、可以接收物資──包括幹糧、指南針、用簡單物資製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點。之後,他們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陳克治夫婦當時選的「埋堆」地點就是龍崗。

從親戚手中接到物資後,兩人本來預計只需兩天就可走到海邊,所以只准備了兩天的「炒米粉」。李潔馨說:「把米粒炒熱後,之後磨成粉,溝些糖、溝些油。」由於「炒米粉」便於攜帶,加上感覺飽足,是偷渡客常見的幹糧之一。不過,兩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達海邊。

陳克治與李潔馨深諳水性,所以對遊跨大海很有信心。兩人下水後,風浪極為猛烈,奮力嘗試游離岸邊也無功而還。李潔馨說,當時的浪花有一層樓這麼高,一直迎面而來。「我就(跟他)說我不想再去,我要回頭……他對我說,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會離開你。有他這樣的鼓勵,我就跟著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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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成功到港三年後,李潔馨抱著一歲的女兒重回吉澳,向老婆婆致謝

由於受驚,李潔馨當時手腳也不聽使喚,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樣。他們僅餘的物資有一條粗繩及一個救生圈,陳克治決定把繩綁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綁在救生圈,讓李潔馨拉著救生圈,由他拉她衝出大海去。

翌日凌晨五、六點的時候,兩人終於抵達香港吉澳。島上有一個老婆婆將他們救起,並招待他們。李潔馨說:「那位婆婆告訴我們原來昨晚九號風球。」他們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後成功抵達陳克治姨媽的住處。

知青逃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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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金虹認為廣東知青逃港是當時全國獨有現象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災難,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歷史的金虹對BBC中文網說,廣東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當時全國獨有的現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沒有這個地利,香港與廣東這樣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語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們的身份。他們也難以接觸(香港的)風土人情。」 當時廣東知青逃港風氣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練習游泳,作逃港的凖備。金虹說:「毛澤東不是跑到長江游泳嗎?這就成為理由,(讓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鍛煉身體。」假如知青能夠遊過珠江──距離逾10公里──他們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資格,可以一試碰運氣。

至於文革期間有多少人偷渡來港,一直沒人能確切掌握這個數字。香港大學人文學院的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對BBC中文網說,1968年香港約有2500名從中國大陸來的非法入境者,而這個數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過1971年後,數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錄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馮客在電郵說:「確實的非法入境者數字遠比(記錄)高。」他解釋,與向(香港入境處)人事登記辦事處申請身分證的數字相比,上述的數字大概只代表三成進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計,單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約兩萬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夠成功到達香港。其餘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國近代史、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的潘鳴嘯(Michel Bonnin)則對BBC中文網說:「這樣的『基本事實』很不容易確定……知青偷渡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是20萬。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難確定。」

潘鳴嘯說,他的其中一個朋友在廣州培英中學幾個班進行調查,其中發現試圖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這些數字推算,大概有25萬廣東知青嘗試偷渡,當中20萬人成功。

根據逃港者黃東漢的採訪及記錄,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鯊魚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從山上摔下,或被士兵開槍打死。

逃港者今在何處?

文革期間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難民計劃被安排到其他國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國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後,再申請移民。

圖片版權 Wong Tung Hon
Image caption 2014年,倖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島東南角立了一塊紀念碑

大部份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會舉行聚會見面。2014年,這些倖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島東南角立了一塊紀念碑,悼念當年逝世的逃港者。從2014年開始,每年五月一日,當年的知青都會一起前往拜祭亡靈。

文革過去五十年,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塵往事;今天的中國大陸,亦與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截然不同。孫仲勛自改革開放後,一直都有回去廣州。他說:「廣州有很大轉變,大建設、大改造,已經面目全非,也可以說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樓大廈,以前廣州樓房,只有四五層樓高……廣州與香港的距離拉近了。」

孫仲勛認為香港有被邊緣化之憂。「風水輪流轉。以前我們叫大陸人阿燦,現在大陸人叫我們做港燦。」不過,孫仲勛說他從來沒有後悔當年偷渡來港的決定。「我沒有後悔。塞翁失馬,焉之非福?」

陳克治亦說他從沒後悔偷渡來港。「香港相對比大陸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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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反饋

看到上面這位滿嘴胡言亂語的毛左,就知道當年那些人為什麼要逃港,真是絕佳的註解! 上海正因為有了這類紅衛兵餘孽,注定永遠也取代不了香港。

上海里弄

知青偷渡在農村比在城市好,有從深圳偷渡十次,而在廣州偷渡的就會在收容所受虐待。如果不是知青那就更慘了。深圳沿海岸每百公尺有強光燈,士兵帶狼狗巡邏,下水者如不聽命,即被槍殺。

佚名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本人以偷渡行動抵港,完全體現了這首詩的意義。(六八年下鄉知青)

Chen Shen, Paris France

這個選題和角度非常好,一看就是專業的採編人員,不像某些同類的新聞機構,人浮於事,整天泡在沒用的會議報道中。向您致敬!

杜林, 美國

一群政治覺悟投機的偷渡份子,知青他們也算?廣東歷來就是修正主義泛濫的地方,文革偷渡到香港,被糖衣炮彈所迷惑,只能說投機取巧的本質和有奶是娘的廣東敗類!他們是文革期間的中國知青的敗類,不值得提起!

China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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