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系列—公民社會從爆發到沉寂的艱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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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5.12汶川地震災區從來沒有遠離人們的視野——逝者墳冢前,樹苗幾經枯榮,震後新生的嬰兒已長成學童,災後重建的校舍和城鎮拔地而起……但與肉眼能夠感知的變化相比,對社會變遷和制度層面的變革的考量與討論,也許更具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2008年,彼時的中國在迎接北京奧運,世界在期待一個更加文明開放、能與國際社會更好對話合作的中國。志願者、記者、救援人員、公民社會的組織機構、國際援助者和海外媒體,乃至全球華語地區都曾全力以赴關注這片被災難侵襲的土地。自地震災難降臨那一刻起,眾多遙遠的局外人的人生,亦已改變。在他們的凝視和惦念中,十年已逝,他們在哪裏?他們經歷了什麼?他們曾傾力關注的問題,在今日之中國,是否還有意義? 媒體人和社會活動人士試圖尋找的眾多真相可有答案?捐款和國際社會的援助可曾落到實處? 一經喚醒便立刻達到最高點的中國公民社會建設,在新時代威權政治下,遭遇遏制、落至冰點亦或仍緩步前行?無數人當年的激情付出和十年持續不斷的努力,是否換來了今天更好的社會運轉機制?

汶川地震十年, BBC中文希望以更廣闊的視角,更冷靜的心態,退一步,寫一組關於這些局外人的故事,回顧反思十年間的中國社會的變與不變。我們相信,在修復社會與人文精神建構的長路上,質疑、問責和反思才能激發出最好的進步力量,才是最具有普世精神的人類文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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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QUAKE 圖片版權 CHAN KIN MAN

2008年5月底,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與一群香港志願者同赴汶川地震重災區,來到一個學校倒塌、兒童死傷嚴重的鄉鎮。

倖存下來卻痛失年幼子女的家長們,深陷絶望之中,瑟縮在臨時帳篷之內。滿手物資的志願者們一時不知如何幫助他們。

面對如此深重的苦難,這群具宗教背景的志願者決定唱聖詩 ── 但唱宗教歌似乎是禁區,於是他們不唱原詞,用「平安」兩字唱完全首。聖詩中的溫柔與關懷打動了災民,一個個陸續走出帳篷。

凝重悲愴的氛圍有所消解。就在此時,現場的當地黨委人士立即取過黨旗,插在顯眼處。

「如果出問題,他們隨時會把我們趕走,」陳健民說:「但一做出點效果,他們就出來『插旗』claim credit(領功)。」

這一幕,是當時中國民間組織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寫照。

EARTHQUAKE 圖片版權 CHAN KI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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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當地黨委人士看到志願者成功打動災民,立即取過黨旗,插在現場當眼處。

據學者統計,當年有數以百計NGO、約100萬名志願者湧入四川。2008年也因此被稱作中國的「公民社會元年」。

汶川地震打開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缺口,令一直「潛伏」的民間動能得以串連、匯聚,走入主流社會視線;然而到了今時今日,中國卻已鮮有人再提起「公民社會」這個敏感詞。

這股因地震而噴發的民間動能,十年之間經歷了怎樣的曲折變化?

付出換來空間

地震後兩周,社會學者陳健民獲北京師範大學邀請參與專家團,進入地震災區視察;所到之處滿目瘡痍,路況驚險,只有政府車輛才獲放行。

但陳健民驚訝地發現,一些草根非政府組織(NGO)已先期進入,在當地展開救援、派發物資。

面對中共建政以來破壞力最強地震帶來的嚴重後果,災區的行政部門一時難以應對;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草根NGO,以及熱心的志願者,紛紛穿州過省、湧入四川。

EARTHQUAKE 圖片版權 Oxfam
Image caption 一些NGO亦察覺災區女性的需要,在災區派發女性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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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臨時帳篷下繼續讓兒童接受教育。

「政府沒見過這麼多民間團體突然結集,無既定政策,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陳健民說。

時任香港紅十字會高級國際及賑災服務主任的林傳芃也記得,5月進入災區時,當地已有來自不同省市的義務「司機」,自告奮勇載救援者深入災區:「他們一心為賑災付出,行動力很強。」

志願者短時間大量湧入,自駕車一度擠塞了主要道路,令救護車無法進入。一些志願者不懂得體察災民最迫切的需要,自作主張把衣服等物資送給災民,結果一些援助物資成為需要清理的垃圾。

草根NGO與志願者們熱心有餘,知識、技巧、經驗不足。林傳芃說,但另一方面,紅十字會、樂施會等境外NGO規範化的工作模式、標凖,草根NGO們學習得很快,堪稱「進步神速」。

5.12地震對中國本土NGO而言,是一次實踐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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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林傳芃說,為免震後與其他組織工作重迭,一般會先徵詢地方政府意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NGO的價值

2008年以前,中國各地,尤其北京、廣州、雲貴等地區,已有不少草根NGO冒起。 5.12震後,NGO深入多線工作,表現亮眼,令主流社會首次注意到在政府、商界以外,中國還有一股如此龐大的民間力量存在。

政府救災工作側重「硬件」,未必能細緻體察災民的心理、生活需求,NGO的介入,能補足政府未能顧及的地區與服務,更能將中國民間的關注,有效轉化成促成改變的力量。

山東公益工作者寇延丁,選擇了到被劃為「極重災區」的青川縣展開服務。她記得,當時不同災區的志願者、物資分配極為不均:「有災區一間幼兒園,一個孩子收到六個書包……離成都十小時(交通)的青川,孩子一個書包都沒有。」

寇所在的機構服務青川百餘名因震傷殘青少年,支援孩子就學、治療,也安排全國各地的有心人擔任志願者,與孩子們建立關係、照顧其心理需要。

社會不缺乏資源供給以及關注問題的個體,但未必有完善的官方渠道讓他們參與到救助進程;在分配與協調上,NGO發揮重要作用。 「社會問題有『無限需求』,(民間)關注也有『無限供給』,」寇延丁說:「NGO正是將兩者對接的平台。」

除了需求與供給的對接,組織之間的合作亦至為關鍵。 5.12災情之巨,政府難以做到全面即時應對,救災的迫切性闢出一片特殊的空間,令在中國高度敏感的「組織」一度被允許出現。

震後12小時之內,由與官方關係良好的四川開明學者主導的「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以及逾40個草根NGO聯合的「四川NGO救災聯合辦公室」分別設立,集結不同的民間組織的力量,協調救援工作;據陳健民觀察,這是中國民間首度出現的大型組織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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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有研究指,在大型災害中,民間力量動員能力比官方還要快。

「連結」(或曰「串連」)是中國政府當局的大忌,同時也是公民社會發展的根本。

5.12地震後迸發出的民間力量,擴散至全國,影響深遠,因此才有了「公民社會元年」的說法;往後數年,「公民社會」、「公益」、「NGO」等成為熱詞。境外基金會熱切尋找本土NGO合作,由中國本地商家籌組的民間基金會亦急速冒起,既有空間、又有資源,民間力量得以長足發展,草根組織的意識亦越來越開放、進步,它們開始走向追求自主與賦權的方向。

陳健民認為,後來NGO價值得以廣泛倡導、傳播,汶川經驗是重要一環。

「很多NGO在汶川實踐的過程中,具體地感受到自己的服務受限,是與政策、法律環境有關,」陳健民解釋:「他們看到了更宏觀的問題,思維也從專注服務,慢慢轉化為關注政策和法律。」

反思政府控制

在中國,「民間力量」隨時處於當局的監視與控制當中,「發展」是一個與官方周旋、拉踞的過程。 NGO最重要的自主性與獨立性,隨著政治局勢演變,不斷在突破與妥協之間搖擺。

在四川,從一開始「不知所措」的狀態中穩定下來後,政府開始收回空間。

根據清華大學學者鄧國勝的研究,在震後一年之內,政府當局已接管大部份原由NGO設立的庇護設施與社區重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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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災民需要的除了物資,也需要心理輔導,這也許是NGO可提供的一部分。

一些地方官員開始認為外來志願者的存在是「搞局」。隨著校舍倒塌演變成豆腐渣工程醜聞,有服務遇難兒童家長的志願者,因掌握死亡學生名單等「敏感資料」,工作被中止。

在青川進行因震致殘兒童救助工作的寇延丁,就靠保持低調、與「敏感」人士劃清距離來維持工作空間。 2009年,藝術家艾未未發起收集死難學生名單,了解青川災情的寇延丁拒絶了網友的相關詢問。

2010年,一份中國教育部向中國高校發出的通知流出,當中批評深度參與512災後工作的香港樂施會「與『維權』組織合作…向內地滲透」等,要求高校防止該會招募大學生志願者。樂施會向當局作出解釋後,事件不了了之。

在公民社會的理念中,NGO與權利倡導不可分割;但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下,NGO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在非政治化的鋼絲上,在當局時松時緊的掌控中求存。

災害 NGO參與度
2008 汶川地震 ×××
2010 舟曲泥石流 ×
2010 玉樹地震 ××
2011 盈江地震 ×
2012 彝良地震 ×
2013 蘆山地震 ×××
資料來源: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 × - 10-30間;×× - 30-50間;××× - 多於50間

艱難中前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民間社會中言論、新聞、網絡空間持續收窄,承載著民間動能的NGO亦遭整頓。大批中國大陸NGO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遭到打壓,重要公益組織平台「益仁平」遭查抄,多人被當局帶走,寇延丁是其中之一。

2016年,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遭當局關押,被逼在央視鏡頭前認罪、道歉;同年《境外非政府組織(INGO)境內活動管理法》通過,針對境外基金會、NGO及慈善團體實施嚴格限制。

種種跡象均顯示,中國大陸的NGO生存空間正在不斷縮減。但陳建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簡單直觀。

他指出,中國當局一方面嚴格限制境外組織活動,另一方面則鼓勵政治上較「安全」的本土組織發展。目前,政府願意購買服務、本地基金會亦願意撥款,給予NGO的資源多了;專注服務、獨立意識欠缺的組織不斷擴展,但有公民參與意識的團體很難生存。

在中國大陸經營多年的國際組織樂施會,目前仍在中國大陸開展工作。樂施會中國部總監廖洪濤說,雖然工作計劃要調整、程序上要適應,但「境外NGO法」對該組織影響不大,樂施會不會放棄價值觀,仍在推進賦權。

廖洪濤認為,NGO始終強調獨立、專業性,但需要與政府互動,而樂施會的目的不單是物質上的直接援助,而希望幫助中國本土的NGO提升能力。「讓NGO得以持續發展,比直接服務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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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廖洪濤說,樂施會的目的不單是物質上的直接援助,而希望幫助中國本土的NGO提升能力。

5.12十年之後,「公民社會」在中國已成敏感詞。但在限制重重的空間中,仍有全國性民間組織聯盟在持續運作 ── 這也是5.12的遺產。

近年多宗災害中,較官方救援隊更早到達災區、裝備甚至較解放軍更佳的「聯合救災」平台,是承傳自當年「四川NGO救災聯合辦公室」的產物,由獨立於官方的中國民間基金會支持,裝備精良,工作更從救災拓展至防災、備災。 2013年雅安蘆山地震後,「聯合救災」成員配備帳篷進入災區,解放軍戰士進入首日則要露天過夜。

同樣在蘆山地震中出現的,還有一群青川殘疾志願者的身影。五年過去,寇延丁的組織救助的青川因震傷殘青少年已經長成大人,自發地前往雅安協助災民。

2015年2月中旬,寇延丁被關押128日後獲釋。她焦急地與NGO伙伴們聯絡,擔心自己被捕一事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你知道我們青川的孩子們新年假期去哪了嗎?」伙伴對她說:「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又回訪雅安了呢。」

「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的,就是自我組織能力。這才是『公民社會』。」寇延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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