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逝世一週年:劉霞與恐懼籠罩的中國

英國的喬治·奧威爾壁畫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英國的喬治·奧威爾壁畫

2018年7月12日,美國之音採訪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她轉述身邊劉霞的話,劉霞不會出席7月13日在Gethsemane church教堂舉行的劉曉波逝世週年追憶會。同時,廖天琪還代為表達劉霞的意思:也不方便對美國之音說幾句話。當天,廖天琪還告訴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關於劉霞不能出席劉曉波的追憶會,「她(劉霞)告訴我原因了,但我不能說……是她不能。」

看到這個消息,我心中一陣緊縮,悲愴感猛然襲來,我的悲觀估計被證實了,恐懼感仍然如影隨形,牢牢地籠罩著劉霞。

兩天前的7月10日,劉霞獲准離開中國前往德國,許多朋友歡呼她「自由了」。當時我在微信和推特Twitter上發悲哀之聲:劉霞並未自由,她仍在中國政府那張巨大的如來佛手掌中,曉波逝世前後的情況我們仍然很難知道,因為劉霞的弟弟劉暉仍然在中國,他會成為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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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霞與劉曉波:艱難的羅曼史

中國政府成功地在人們心中營造起廣泛而強烈的恐懼感,劉霞不幸成為其中一個最具典型意義的犧牲品。2010年10月8日,劉霞的丈夫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從那天到今年7月10日,劉霞被軟禁近八年。絶大多數時間裏,她是一個人呆在北京玉淵潭的居所。不管是出門買菜還是前往錦州看望劉曉波,都是警察護送。近幾年,政府允許她見幾個經過審核後恩准的朋友。劉霞曾經把我也放在要求會見的名單中,但未被批准。長期的幽閉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使得劉霞的心理上被營造出強烈的恐懼感,可怕的是,這種心理上的恐懼和現實的威脅不會隨著她離開中國而消散。

今年6月1日,我前往一個飯店與劉霞秘密見面。我感到她當時處於嚴重的恐懼與焦慮當中。她的焦慮是對於中國政府是否會允許她自由出國旅行休養心中沒底,政府的模糊說辭使她完全處於一種折磨人的懸念當中。更讓我擔心的是,她好像不時被一種強烈的恐懼感襲擊。她會摟住我的脖子,低聲說她不能回答我的一些問題。這語氣,這神情,讓我想起2012年12月28日我們推開保安衝到她家裏看望她時的那種驚恐和焦慮。

吃飯過程中,明顯看到劉霞和他弟弟劉暉都處於被政府嚴密看管和警告下所產生出的兩難、無奈和恐懼中。劉暉的律師尚寶軍告訴我,劉暉由於經濟糾紛被判十一年徒刑,現在處於保外就醫。我告訴劉暉,美國使館的官員希望約我聊天談談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狀況,我打算建議他們關注劉霞的狀況。出乎我的意料,劉暉讓我不要提出這類建議,他希望美國使館官員不要介入。劉暉擔心,美國使館的介入會刺激中國政府、會讓中國政府不高興,或者為了面子而不批准劉霞自由出國旅行。雖然不同意劉暉的思路,但我在與美國使館官員見面時清楚、明確地轉達了劉暉的看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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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2013年4月,劉霞與律師莫少平抵達其弟弟劉暉庭審現場外。周圍全是警察。

何止劉霞一人,恐懼之巨網早已在中國落下!中國政府不僅僅在劉霞一個人身上成功地營造出恐懼感。這種無形之網籠罩在中國大地上,也深深地浸入中國領土之外的許多中國人心底。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恐懼感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同和強化、誇大。有時,對中國政府的恐懼和臣服會讓人們從控制者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主動地提醒自己不要為施壓者和控制者丟面子、惹麻煩,不時擔心自己的一點小小的自由行動就是否會引起老大哥的注意或者使其有所不悅。

長期在中國的政治空氣中生活,許多時候人們會分不清哪些是必要的政治規避和自我保護、安全算計,哪些是我們自己在誇大恐懼,或者在受虐中不由自主地接受那種極權下的"合理"思維秩序。又有哪些時候,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幫助營造恐懼?

我自己有時也會迷惑於這一困境。大約從2014年元旦以後,我有時能夠打通劉霞家的電話。但是在通話時我總是小心翼翼。與劉霞通電話時,我幾乎從不與劉霞談論所謂「敏感」的政治話題,總是跟她談談詩歌呀,推薦幾本小說呀,或者點評一些當代藝術作品。即使問起劉曉波,我也總是自覺地限制話題,只詢問劉曉波的身體情況怎麼樣,在監獄裏看些什麼書,種些什麼菜。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我知道劉霞是嚴格地「處在中國官方的視野範圍內」(2018年7月10日《環球時報》評論員單仁平語)怕我的談話引起管控劉霞的官員、警員的不悅從而把劉霞家的電話再次切斷。

中國政府營造的恐懼感絶不僅僅籠罩在那些所謂不聽話的異議人士頭頂。就我的觀察,普通百姓、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員和共產黨幹部所感覺、所體認的恐懼感要遠遠高於異議人士。我有的朋友經常告訴我說自己的電話又被監聽了,因為電話裏有回聲啥啥,或者自己這兩天說了啥話,議論了啥政治題目。多數情況下,我遇到這種情況會告訴他,你郝老師混到今天還沒混上有人全天候監聽我的電話呢。我曾經找內部人打聽過,實際情況是,電信部門會把我們的手機通訊信息儲存一段時間,需要時可以調出來。像德國電影竊聽風暴那樣的戴著耳機監聽已經不需要了。

成功地營造恐懼感就必須要讓被統治者主動地參與誇大和自我恫嚇。這一點在極權主義的制度運行中極為重要。2018年5月18日,《紐約時報》發表介紹賀衛方的文章《在政治風暴中等待時機的異見學者》,有的朋友就悄悄問我,這個文章會不會給賀衛方帶來危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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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劉霞抵達赫爾辛基機場,轉機前往柏林。

劉霞的情況再次提醒我們,中國政府營造的恐懼感是超出中國國界的。最近一年我生活在美國,我發現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對中國政府的恐懼感更加濃厚和強烈,用我的話形容,他們是更加持久和忠實的恐懼感受虐者。有海外中國學人,聽個談論文革的講座也會擔心回國後遭到歧視和懲罰。見個批評過中國的西方學者,就覺得自己已經跟「西方反華勢力」搞到一起去了,不時跟我念叨說回國以後要被喝茶。遇到這種情況,我往往會跟他們開玩笑,警告他們不要妖魔化中國政府。這玩笑裏的實際意思是,中國政府的影響力的確遍布世界,但是也沒有到掌控一切、知曉一切的程度。而且,有時候過分誇大中國政府能力,把它形容為法力無邊往往會讓自己陷入一種絶對的無力感和在精神上自我躲避,進入暗黑洞穴,更順從地落入犬儒生活。

當然,成功營造恐懼,中國政府感首先還得靠實在的、強有力的政治手段。我總跟我的朋友黎學文開玩笑,說不會有人監聽他電話,但是,只因為他去年在廣東江門海邊參加了祭奠劉曉波的活動就被抓捕。根據當時情況,朋友們懷疑他是被比監聽電話更高級的技術人臉識別系統所捕獲。

劉霞終於得到了一個公民應該有的一項基本權利,獲准離開中國了。但是與我們所有中國人一樣,現實的政治威脅,長期在高壓的、毒化的政治氛圍中生活已經在我們大腦裏打造成堅實的精神枷鎖,這無形枷鎖還會緊緊禁錮著我們的言行。柏林,客西馬尼Gethsemane church教堂,1989年10月9日那一天,那裏走出的手持蠟燭的人們為柏林牆的倒塌起到重要作用。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劉曉波逝世週年追憶將在這裏舉行,他的遺孀劉霞近在咫尺卻不能出席。對此,廖天琪說「劉霞不是身體虛弱而不能出席,而是她的弟弟劉暉仍在中國,她不願意見到一些事情會發生。」對於劉霞和劉暉姐弟的選擇,我完全理解,在過去和現在的中國現實中,幾乎任何人都沒法比他們做得更好。

極權之掌,決勝千里之外,中國臣民,恐懼吞噬靈魂。

(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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