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香港書展人物:獨立文人野夫的十年「蛻變」

野夫 圖片版權 BBC Chinese

十年前,因為發生在四川的那場地動山搖的大地震,作家野夫與這片水土產生了機緣。他興致勃勃地開始了一系列村民自治實驗和基層政治改革實驗;十年後的他,似乎已經露出疲態,還夾雜著一些心灰意冷。在他眼裏,中國的改良之路越來越渺茫。

2018年7月,野夫作為嘉賓出席2018年香港書展,在演講中剖析他在過去十年,如何從一名社會改革的踐行者轉變為時代的見證者。

野夫原名鄭世平,筆名取自"山野村夫"之意。他的前半生中,曾陰差陽錯當過警察,為體制內的核心部門工作;六四事件發生後,他因支持學生斷然辭職,還因為參與掩護民運人員及"洩露國家機密"被關進鐵窗。

野夫的經歷和創作《1984》的著名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有幾分神似——奧威爾青年時代加入了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後離開,後來撰寫的書籍對意識形態控制等形式的極權統治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描寫和批判。

走出牢獄後的野夫以出版和寫作謀生。他的作品以散文見長,在緩緩道來家人、朋友的故事中,企圖投射中國當代平民百姓的真實一角,呈現大歷史下小人物的創痛與悲涼。他在內地出版的代表作是散文集《鄉關何處》、《身邊的江湖》等,在台灣出版的作品包括散文集《活著為了見證》、《大地呻吟——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狀的觀察與思考》等。

野夫在香港書展的演講中說,十年前,他認為中國還有改良的機會和可能。汶川大地震發生時,因為恰好在四川做調查,他先募集了錢款和物資,然後決定將改革的試驗帶進鄉村。野夫在一個縣進行了鄉村自治實驗,讓村裏的各個小組選舉村民議員。接下來,他與研究農村、政治問題的學者們更進一步,在當時不違背任何法律法規的情況下,策劃進行了縣內人大代表部分專職化改革。

即使這個實驗受到了當地百姓歡迎,但仍然終止於中國官方的禁令。野夫也徹底放棄做一個踐行的知識分子,回到了書齋,冷眼旁觀時代向何處去。

野夫說他是自由作家,信奉自由主義,不依附於體制或國內外任何一個組織,寫自己所想寫、願寫。寫任何一篇文章之前不考慮能否出版或發表,而是完全、自由、盡興地表達自己。

但是他擁有的自由看上去十分有限。回到書齋後,他因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原因」忽然不能再出版新書,連續幾年也不能自由出境。在回答問題環節,有聽眾問他如何看待最近他的好友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者劉曉波遺孀劉霞獲准出國一事。「她能夠出來養病,我對為她感到高興」,野夫的回答似乎有點意味深長,「只能說到這兒了。」

十年中,野夫從踐行者到見證者的無奈選擇,也折射出在不斷緊縮的社會空間中被迫收聲的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BBC中文在書展期間對野夫進行了專訪,與他探討這十年來,中國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化。

和野夫談獨立知識分子及審查制度

(訪談摘要經過整理與刪節)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汶川地震後,野夫在災區組織開展基層民主試驗。即使這個實驗受到了當地百姓歡迎,但仍然終止於中國官方的禁令。

BBC中文:您說這十年來您從踐行者轉變為見證者,什麼促成了您的改變?

野夫:我覺得這十年來的變化就是,改革、改良之路越來越渺茫。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個人參與社會改良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齣於自我愛護也好,出於心灰意冷也好,只好選擇一個作壁上觀的道路。古人早就說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我個人十年的變化確實代表了一批人的變化,這批人多數是類似我這樣的讀書人。我這一類知識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在體制內,也有一小部分在體制外,在體制內比如說賀衛方、于建嶸、張鳴。這類人是指我們這些三觀基本一致的人,經濟上偏左政治上偏右,就是經濟上我們關注公平,政治上關注自由。像我們這些曾經很活躍、天天發聲的人,你會看到現在還在發聲的越來越少,那說明發生了與我類似轉變的人不在少數,或者說頹廢了、消極了,懶得說了,這是十年來的一個變化。

BBC中文:您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最近幾年中國社會空間不斷緊縮,在這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還可以做些什麼?

野夫:知識分子必須是一個批評者,是一個擔當者。要擔當道義,要承擔社會良知,要出於良知和道義的立場對社會有所批判。即便今天,我不去做一個實踐意義上、行動意義上的踐行者,我還是在做一個批評者。

我認為在任何一個時代,包括在文革、在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中依舊有那些堅持者。知識分子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不應該完全束手無策,完全坐以待斃。知識分子可以是一個見證者,也可以是一個記錄者。一個記錄者記錄自己的時代,對於未來的歷史來說都是一份貢獻。當然還有更勇敢的知識分子到今天為止一直在做建議者、批評者,從老太太資中筠到中年人賀衛方等那麼多知識分子還是在發聲,還是要像一個正常人說話,每一個人不要自己嚇唬自己,噤若寒蟬,更不要自我閹割自己。你堅持對的,人類文明總是有一個大的標凖,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BBC中文:您在演講時有一些傷感,您的悲傷是來自不能再發聲了嗎?

野夫:覺得個人的努力放在歷史中力不從心,或者發現無濟於事,都會因此而感傷,也都會因此而變得消極。你做不到治國平天下,你甚至都不能參與談治國平天下,又做不到修身齊家,個人生活也一塌糊塗,社會生活也一無是處,人會墮入虛無的。

BBC中文: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份被批評為口炮黨(主張以變革、激進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轉型),有一些屬於改良派。您為什麼會傾向改良?

野夫:我傾向於改良,首先改良的代價最低,我說的代價是中國朝野雙方的代價。因為社會轉型最合乎人道主義的立場是,大家都不要死那麼多人,都不要付出太多代價。出於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立場應該選擇這個。第二個原因是,科技、軍事發展到今天,傳統的革命毫無可能。我研究基層社會,研究範圍包含這個社會是怎麼維穩的,我認為不可能。

BBC中文:您認為改良之路越來越渺茫了,那中國社會會往哪個方向走?

野夫:我們觀察到,很多河流到一個轉彎的地方就一直在那兒打旋,但它最終旋著旋著它還是要往下游走,我認為可能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旋流中間。往那邊走很難說,中國歷史和世界史都有很多吊詭之處,每一種轉變常常會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間和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生,這就是我們個人在大歷史面前的無能為力和渺小,無法做出預判它會在哪一天朝哪個方向走,這是無法預測的事情。

BBC中文:您怎麼看審查制度?您認為審查制度會對作家和文學有什麼影響?

野夫:我反對審查制度,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堅決反對審查制度的,審查制度妨礙一切知識文化的正常的發展、發育。

審查制度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這一個國家才有,很多極權主義的國家都有過,比如說前蘇聯,但是它也誕生了一批偉大的文學。審查制度固然不好,固然萬惡,但是審查制度不足以扼殺掉所有好的文學,就是說,我們戴著鎖鏈就不跳舞了嗎?戴著鎖鏈還得要跳舞。

更多有關此項報導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