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讀懂中國四十年變遷的五大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左)和胡耀邦(右) 圖片版權 AFP
Image caption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左)和胡耀邦(右)在北京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港譯貝理雅)最近在《連線》(Wired)雜誌的一次座談會上形容中國迅速崛起是西方世界面臨的「單一最大挑戰」。有此想法的人如今在西方精英中絶非少數。

原美國五角大樓資深官員,現任國際著名智庫威爾遜學者中心亞洲項目主任鄧志強(Abraham Denmark)也在近期一次學術講演中稱:「中國爆炸性的經濟增長是過去40年發生的單一最重大和影響深遠的地緣政治事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決策層領導人聚集北京,參加了最終改變當代中國人命運的一次重大會議——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改革,讓中國從溫飽難保、民不聊生,一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當年究竟為什麼要改革開放?改了些什麼?哪些沒改?未來中國又去向何方?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時候,世界也在關注這些問題。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什麼樣?

西方對中國1970年代的印象很簡單。有位英國年青女歌手Katie Melua寫過一首名為「北京的九百萬輛腳踏車」的流行歌。歌詞唱道:北京有九百萬輛腳踏車,那是事實,無人能否認的事實……

對上了點兒年紀的中國人來說,她的歌詞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都會記得,那時的中國是毛一人說了算、肅殺一切的社會,在國際上幾乎完全孤立,國民經濟也掙扎在聯合國絶對貧困線。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的中國人均年國民產值僅為229美元,在每天不到1美元的絶對貧窮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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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貧窮意味著腳踏車是1970年代時多數中國人每日出行的唯一選擇

貧窮意味著腳踏車對絶大多數人來說是最可及的交通工具,因此那時北京即使沒有九百萬輛,估計也不會差太多。每日上下班高峰期,數以百萬計衣著藍灰、木訥奔波的人們,緩緩踏車,匯入城市街道的灰色洪流。

出行不便只是那個時代人們艱難生活的一小部分。制度僵化落後造成最基本生活資源長期和普遍匱乏。城鎮居民每日口糧長期限量供應。那時城鎮人口每月糧食供應定量:中學生35.5斤(17.75公斤),工人幹部是27.5斤,重體力工人57.5斤,等等。定量以外幾乎一切東西都需要憑本要票。糧店、副食店和菜店經常空架無貨。一旦到貨,往往很快排起長龍。人們每日為最基本的生存都要有巨大付出。

生活艱苦之外,當時中國人沒有多少自由也沒有希望。很多學者經常把那時的中國與當下的朝鮮作對比。那時的中國人最怕說錯話。一句政治不正確,就可能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

改革開放的動機是什麼?

在諸多學者和專家中,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這個問題上的答案最為坦直。

他對BBC說:「毛澤東死後,『改革』的生死存亡就是中國人的生死存亡;『改革』的主人,與其說是中共領導人,不如說是十多億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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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鮑彤(左)與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右)1987年合影

鮑彤曾任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以及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

鮑彤還說:「1976年以來,凡是有效的改革都是改掉毛澤東制度的改革。無論是撤銷『人民公社』,還是允許私人經濟,毛活著,沒有人敢試——敢試的人,不管大人物還是老百姓,一個個都被鎮壓了。是毛澤東之死,使改革出現了一線生機。」

改革開放重大動作有什麼?

據鮑彤介紹,改革初年有兩項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農村「人民公社」的瓦解,實行了「包產到戶」。第二件就是城鄉個體、私有經濟的誕生。

所謂「人民公社」就是當時中共管理農村的一種基層單位。所有勞力受統一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農民甚至一度在大食堂吃飯,企圖建立按需免費供應食物和必須品的制度,結果造成巨大浪費。國家每年為公社下達生產指標,公社將指標逐層下達,農民所有生產由國家計劃及統一收購,農民所需的商品則由國家分配,所謂的「統購統銷」的制度。所有生產過程由集體支配,非農民個人決定的。農民所得是由工分決定,工分的價值是整隊大隊減去上繳國家及公社福利開支的平均數。幹多幹少、幹好幹壞都一樣,一切歸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抹殺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生產效率極為低下,導致中國長期徘徊於饑荒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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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改革初期在水塘邊勞作的中國農民

包產到戶等一系列農村改革,將責任與權利還給了農戶。承包了國有土地的農戶可以有權選擇種植什麼,剩餘產品還可以自留或到集市上交易。這種多勞多得的制度很快扭轉了中國農業長期面臨的困局,自由市場的出現也讓千百萬農民脫貧。

緊隨農村改革腳步開始的城鎮鼓勵個體戶、個體經濟的建立也為改革初期的經濟注入巨大活力。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放棄所謂「大鍋飯」或收入相對有保障的國營單位工作而「下海」或自謀生路。中國政府官方數據顯示,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私營、民營企業的活力已經遠遠超過國營企業;中國每年70%的經濟活動和80%的就業增長歸功於前者。

除了允許和鼓勵私有、私營的改革之外,中國當時也全面推進了對外開放。即使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也相對寬容和包容。上年紀的人可能還記得1980年代初港、台、日本、歐美電影和電視劇,以及文藝、流行樂大舉進入中國的情景。經濟、文化和一定層面的政治自由化給民眾帶來了思考權和選擇權。年輕人選擇聽鄧麗君和麥當娜,看日本名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電影、電視劇,跳迪斯科。

哪些改革未能推行?

多數西方的中國觀察家認為,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隨之而來的武力鎮壓是中國改革的一大分水嶺。之前,中共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曾有計劃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天安門事件之後,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了,有很多方面甚至後退了。

中國目前很多「體制內」人士都有一種流行看法,認為為保障發展的社會大環境,加強政治管控和某些侵犯人權的做法也是發展的「必要代價」。

鮑彤則認為改革至少已 「變質」或「異化」了。他指出,目前的很多所謂「深化改革」、「完善改革」,其實是通過美其名曰的方式把已經解放人們的手腳再次束縛起來。他說:「跟毛澤東時代相比,畢竟是進步了:現在,政府活了,當官的『自己人』活了;而在毛澤東時代,只有毛是活的……」

很多關注中國改革的西方學者也指出,中國現行的官僚威權資本主義模式及其對民間思想、言論和幾乎一切自由的嚴苛束縛,正在成為中國繼續進步的枷鎖。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精英層中即使一度曾繼續為中國改革辯護的「親華派」也日益對這種「畸形」制度表達反感和反對。

Image caption 1989年夏數以萬計中國人匯聚天安門廣場抗議示威以及隨後的武裝鎮壓成為改革開放的分水嶺

改革開放去向何方?

改革開放四十年,恰逢戊戌。中國坊間「巨變之年」說法甚盛。再度面臨重大抉擇的中共何去何從成為舉世關注的要點。

國際間也普遍認為中國在崛起道路上遇逢重大十字路口:經營數十載的中美關係出現全面瓦解徵兆——當年曾相信中國能通過改革而最終融入正常社會的西方精英已鳳毛麟角;華盛頓和北京都有專家預言,貿易戰僅僅是開始,冷戰在所難免。充滿爭議的「一帶一路」也危機不斷;全球各國在美國的軟硬實力驅動下開始「站隊」。

Image caption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與新任常委亮相

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困局也紛紛呈現。特別是近期因「自力更生」和「消滅私有制」言論而引爆刷屏的恐慌與不滿也顯示剛剛過了幾年「好日子」的不少中國人也開始為未來而憂心忡忡。

當談到中國改革未來走向的時候,鮑彤表示他「不會算命」。

他說道:「我只是想,如果(中國)國歌的第一句不被修改,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在中國非但絶跡不了,而且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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