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央行行長易綱釋放信號,貨幣寬鬆與貿易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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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上任後首次出席「兩會」記者會

3月10日上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首次以行長身份出現在「兩會」記者會上。他回應了關於中美貿易談判進展,以及2019年中國的貨幣政策。

易綱透露,中美貿易談判的確涉及匯率問題。這引發外界聯想,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後的覆轍,也導致中國經濟長期蕭條?

此外,中國央行從去年底開始大規模降凖應對經濟放緩,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緩和,2019年中國還是繼續「放水」嗎?

中美貿易談判與「廣場協議」

中國兩會召開之際,中美間的貿易談判並未停止。此前消息稱,中美談判已經在匯率問題上達成一致。引發中國輿論擔憂,匯率條款是否會成為日本與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貿易戰後簽訂的《廣場協議》,使中國經濟也陷入長期停滯。

從1975年開始,美國共針對日本發起了15次「301調查」,以縮減美日間三四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80年代對日的貿易戰並未幫助美國顯著減少貿易逆差,美國將原因歸結為美元對日元匯率的高估。1985年,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和聯邦德國五國在紐約簽署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

廣場協議後,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壓力,日本積極提振內需,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造成瘋狂的地產泡沫,使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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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並未正面回應中美達成什麼樣的匯率協定。他介紹,剛剛結束的第七輪貿易磋商談判確實就匯率問題進行了討論,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自主權;第二,雙方都應堅持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原則;第三,雙方都應遵守歷次G20峰會承諾,包括不搞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於競爭性目的,並就外匯市場保持密切溝通;第四,雙方都應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透明度標凖來承諾披露數據等等。

有學者認為,第二個廣場協議之說多少有些無稽之談,因為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已與80年代的日本有天壤之別——在國內,中國增長動力已經由出口轉向消費,2018年中美零售市場規模相當,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場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零售業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對進口消化能力相對較弱,使得日本市場對美國的牽制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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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凖的空間不大了

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使中國經濟增長逆風航行,同時央行實施了貨幣寬鬆政策用以衝抵經濟進一步放緩。

2018年初至今,央行一共五次下調存款凖備金率,累計下調3.5個百分點。

2019年,中美貿易爭端趨緩,那麼是否還會繼續降凖?會降多少?

上一輪連續降凖後,中國銀行業平均存款凖備金率為11%左右,其中農信社的法定凖備金率最低可到6%至8%。相比國際而言,易綱介紹,就總的存款凖備金率水平來說,美國是12%,歐洲也是12%,而日本更高,超過20%。中國目前的情況是,三檔存款凖備金率加權平均是11%,而銀行的超額存款凖備金率只有1%,因此總的凖備金率為12%,跟發達國家水平差不多,遠低於日本。

因此,易綱表示,「發展中國家有個發展階段問題,這個階段中,一定的法定存款凖備金率是合適且必要的。我們存凖率下調還是有空間的,但是這個空間相較於以前要小多了,這方面要考慮資產配置和風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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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稱,現在中國的凖備金率還遠未達到甚至接近歷史最低水平(6%),如果經濟下行的壓力持續存在,那麼今年底前繼續降准將是大概率事件。

但多次降凖,也帶來副作用。上述分析稱,降凖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匯率,貨幣寬鬆必然帶來匯率的壓力。如果未來美聯儲繼續加息,還會加大貨幣流出壓力,影響中國國內的投資。

此外,今年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穩健的貨幣政策,與去年相比少了"保持中性"四個字,是否意味著今年的貨幣政策將會偏向寬鬆呢?

對此,易綱表示,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未變,要體現逆週期的調節,同時貨幣調節在總量上要鬆緊適度;在結構上要加強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支持;同時還要兼顧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來考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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