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特輯之二:廣場博弈 絶食抗爭

廣場絶食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週年之際BBC中文網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1989年5月4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發表講話,肯定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呼籲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問題」。

趙紫陽對學運性質的表態,與鄧小平欽定的「動亂」完全不同。

趙的語調溫和的講話讓許多學生感到有台階可下,認為應該「見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開始復課。

然而,4·26社論仍像一把刀懸在學生頭上,「秋後算帳」的前車之鑒使學運領袖們感到焦慮。

廣場上的學運領導機構,北京高等學校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做出決定:以更激烈的手段,在天安門廣場組織大規模的學生絶食抗議,以期「喚醒民眾」,逼迫政府收回4·26社論。

廣場絶食

5月13日,學生領袖王丹帶領由北京高校學生組成的「絶食團」成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絶食宣誓。

「只要你提出一個鮮明的政治訴求,然後在一個重要的地點,如果有眾多的青年參加絶食,那麼這個城市就會馬上轉變它的政治話語,所有的人關心的就只有這件事情。」

這是後來被政府定為「黑手」之一的作家鄭義對絶食行動將產生的效果的判斷。

鄭義的判斷是凖確的。天安門廣場上人流湧動、群情激昂。社會輿論一邊倒的同情支持學生。甚至包括共產黨的喉舌,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也開始「失控」。

這是學生絶食開始後,中央電視台曾播出的街頭市民的議論:

男:我覺得學生絶食,作為我們老百姓來說都有一種心疼的感覺。學生是一種正義的和民主的要求。所以我們職工都應該支持他們。

女:我們是第一次上街(遊行)。

醫生護士穿著白大褂開著救護車來了;北京市民們捧著冰棍兒背著礦泉水來了;國家機關幹部職工下了班來到廣場,把錢投到廣場上流動的捐款箱裏,廣場上支起的五顏六色的野營帳篷是香港市民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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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即將抵達北京,舉行中蘇首腦歷史性峰會,天安門廣場上要搞盛大的歡迎儀式。而這時的廣場上卻擠滿了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

學生的絶食,把一場學生運動推向了整個社會,聚焦了國際媒體。

對話不果

而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個時候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絶食實在尷尬。

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即將抵達北京,舉行中蘇首腦歷史性峰會,天安門廣場上要搞盛大的歡迎儀式。

而這時的廣場上卻擠滿了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

數千名前來報道中蘇峰會的國際媒體記者把焦點轉移到了廣場上的學生。

學生開始絶食一天後,5月14日,政府終於同意對話。由一直保持改革派開明形像的統戰部部長閻明複帶領12位正、副部長,與學生的對話團對話。

學生提出的對話要求之一是實況轉播對話過程。在廣場上的學生沒有聽到廣播,絶食學生懷疑自己被出賣,成批衝入在統戰部的對話現場。對話被迫中斷。

精英出面

當天晚上,包括戴晴、蘇曉康、包遵信等在內的12位在學生中有影響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站了出來,走到廣場的學生中,在讚揚學生民主訴求的同時,呼籲學生改變策略,暫時離開天安門廣場,使中蘇首腦峰會得以順利進行。

作家、記者戴晴代表12位學者發出的呼籲,遭到的卻是廣場學生的一片噓聲。

戴晴回憶說:

「我在廣場上接到學生遞上來的條子,說,我們鬥爭來讓你發文章啊。我當時特別傷感。如果我是一個更負責任、更堅強的人,就應該堅持留在那兒,不斷的勸說。可是我沒有。我們覺得既然學生不聽我們就走吧,我們12個人就回到了統戰部。當見到閻明複先生的時候,從他的臉色上我就知道,下一步形勢會更加嚴重。他就說了一句話:我們失敗了。」

當年把這些知識分子請到廣場的學生領袖王丹說,知識分子勸說失敗,廣場學生情緒是一方面因素,但主要是因為政府沒有表現出任何誠意:

「學生要接受知識分子的斡旋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政府作出一些讓步,但政府一點沒有。當時戴晴他們夾在當中的確很作難。」

垂簾聽政

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由原定的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臨時改到老首都機場舉行,倉促而窘迫。

歡迎國賓用的紅地毯存放在大會堂的地下室裏無法運出。於是,全世界通過電視看到了那罕見的一幕:不鋪紅地毯的國賓歡迎儀式。

1989年5月15日,當戈爾巴喬夫走下專機時,只有飛機舷梯上延伸下來的一節不到3米的紅地毯。歡迎儀式就在停機坪的水泥地上舉行。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陪同戈氏檢閲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也自始至終走在光禿禿的水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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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中國大的事情還是要由小平同志作主。」

隨後,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趙紫陽看似隨口說的一句話,更是振聾發聵,讓世人震驚。

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中國大的事情還是要由小平同志作主。」

他以讚揚鄧小平的方式暗示,中國的決策權實際上掌握在鄧小平一人手中。

鄧小平是中國的實際掌權者,原本是個世人皆知的秘密。但由共產黨的總書記捅破這層窗戶紙,宣告鄧小平在他身後垂簾聽政,不但決定了趙紫陽的個人政治命運,也讓鄧小平鐵了心絶不退讓。

在政府與學生的僵持中,成批的絶食學生昏迷倒下,救護車的嘶鳴24小時響徹在東西長安街上。民眾對學生的同情和對政府的憤怒情緒與日俱增。

昏迷學生被抬出廣場的畫面,通過國際媒體傳遍全球。連一貫被稱為「黨的喉舌」的中國官方廣播、電視、報紙也開始大量採訪報道絶食的情況。

一向充當政治花瓶的中國民主黨派、知識界、以致部分國家機關、政府部門,以發表公開信、上街遊行等形式,公開表示對學生的同情,呼籲對話。

1989年5月17、18日,上街遊行的人數都超過百萬人。

見面攤牌

5月18日下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與學生代表見面。當時是北師大三年級學生的程真,作為絶食團的代表,參加了這次談話。

程真回憶說,當時學生先在大會堂坐下來等李鵬。由於絶食了幾天身體很虛,她在統戰部工作人員攙扶下去洗手間,在走廊裏碰上了剛進門的李鵬一行。

「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就介紹說,總理,這位就是絶食團的代表。李鵬就問我的名字,我說我叫程真。他說,哪個程啊?我說,就是民主化進程的『程』、新聞要說真話的那個『真』。我的本意是想用幽默的口吻調節一下當時的氣氛。但想不到李鵬的臉一下子就拉下來了,一句話沒有,轉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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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5月18日,中國老百姓通過中央電視台的實況轉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後一個絶無僅有而且再也看不到了的畫面。

等到坐下來談時,更是話不投機,雙方不歡而散。

但是,中國老百姓卻通過中央電視台的實況轉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後一個絶無僅有而且再也看不到了的畫面。

國務院總理李鵬與時年21歲的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有這樣的交鋒:

李鵬:如果我們今天一味的要在這個問題上(4·26社論的動亂定性)糾纏,我認為是不合適的、是不理智的。

吾爾開希:糾纏的不是我們這些學生代表。我沒有必要再把我一開始說過的話再重覆一遍,但好像一些領導同志還沒有明白,我願意再重覆一遍:現在解決問題的關鍵並不是說服我們在座的這些人,而是怎麼讓他們(廣場學生)離開。他們離開的條件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只有這一種可能性,這是客觀現實。我們只要還有一個人不離開,還在絶食,就很難保證其他所有的人離開。

吾爾開希後來對BBC中文記者回憶他當時的感覺是,政府已經攤牌了:

「大會堂見面是先放出來這樣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政府要鎮壓了。我們這些學生骨幹都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我記得我和王丹曾探討過,如果坐牢的話,他會被判多少年,我會被判多少年。」

紫陽絶唱

1989年5月19日凌晨,總書記趙紫陽突然來到天安門廣場。

趙紫陽登上一輛供絶食學生休息的大客車,接過學生遞上來的一個手提喇叭,神色淒涼的對學生們說:

「我們來的太晚了。你們怎麼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此時的趙紫陽已經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完全失勢。當時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鮑彤1999年在北京接受BBC中文記者電話採訪時,這樣回憶19日趙紫陽從廣場回來後的情況:

「我記得他從廣場回來後說頭暈,就請北京醫院的大夫來診斷,醫生說是心血管系統的毛病。紫陽當時就向中央請假,請了三天假。他跟本不知道當天晚上要開那個大會,也就沒有參加,從此中央再也沒有通知他開任何會議了。他也就從此被迫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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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趙紫陽:「我們來的太晚了。你們怎麼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宣佈戒嚴

鮑彤所說的「那個大會」,是5月19日晚由李鵬主持的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

李鵬在大會上說:

如果再不迅速扭轉局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四化事業,甚至於我們廣大先烈用鮮血創造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民運,都面臨著嚴重的威脅。

李鵬所說的「迅速扭轉局面」的辦法,就是動用軍隊。

當人們從廣播中聽到李鵬的講話時,從全國各地調集的野戰軍已經在向北京開進,凖備執行戒嚴。

北京市政府宣佈:「從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北京老百姓上一次看到大兵進城,是1949年的北平解放。老百姓湧上街頭歡迎人民解放軍。

40年後,聽說軍隊要進城,北京老百姓再次湧上街頭。這一次,是堵軍車。

未完待續。明天請繼續關注六四30週年特輯之三:兵戎相見 戒嚴之都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BBC中文記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八九民運專訪中的錄音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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