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特輯之六:大學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運主體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週年之際BBC中文網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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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自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青年學生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政治晴雨表。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學的學生走出校園,向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進發。這些年輕的大學生要為剛剛去世的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討一個公道的說法。

一路上,不斷有其它高校的學生匯入到行進的隊伍,聚集在北大學生高高舉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這支隊伍,在以後近50天的時間裏,佔據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並成為全世界媒體的焦點。

運動主體

無論是當年的廣場絶食學生程真,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嚴家其,或是北京個體戶、「飛虎隊」的發起者宋書元,在評價八九民運的運動性質時,都毫不懷疑大學生自始至終的主導地位。

程真:「這個運動從始至終,雖然說有各種各樣的組織成立,但是整個運動的精神核心還是學生」。

嚴家其:「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是個學生運動。工人、市民、知識分子不過是表示支持」。

宋書元:「它代表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情緒,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著情緒走,就與學生走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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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牛犢

一批平均年齡20歲左右、涉世不深、經驗缺乏的大學生,為什麼會成為一場空前規模的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和主體?這是迄今人們仍在探討和反思的。

美國出版的民主雜誌《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是77級的老北大。他認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學生,缺少對專制制度的恐懼感。大學生這個特殊的群體,又給了他們一層天然的保護:

「八九民運是由一批非常年輕的學生充當先鋒。這些學生無論怎麼講,受專制制度的迫害,比他們的父輩來講,要少多了。他們是受壓迫最少的,反抗卻是最積極的,這是因為我們都是被專制制度『嚇大的』,而89年的大學生,他們這一代人生下來,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糾正錯案、思想文化文藝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們是在一種正常的心態下長大的。他們年齡相當、經歷相似,所以很容易獲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敵愾的心理。」

社會號角

自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青年學生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記者劉賓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分析說,1989年大學生挺身而出,是與中國的這個傳統一脈相承的:

「學生在中國社會群體中總是最敏感、最單純的。他們顧慮少,沒有拖家帶口的負擔,又容易接受吸納西方的東西。但是,即使就當時中國的情況來說,學生作為運動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絶不能挑大樑。也就是說, 從數量上學生可以是主體,但是必定要有人從精神上、思想上、理論上對學生給予指導,這就是知識分子。」

然而,被中國政府指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鄭義認為,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依然要靠學生承擔社會的脊樑,是悲劇性的:

「為什麼學生運動會形成這麼巨大的聲勢?這本身就說明這個社會是不正常的。這個社會造成的壓抑,要靠一群最年輕的、最單純幼稚的、最熱情衝動的學生,用犧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衝破它。為什麼那些知識分子遲遲不敢站出來?無非就是他們知道代價。比我們年長的那些知識分子,脊樑骨已全被打斷了。」

是角色的錯位也好,是別無選擇也好,歷史在1989年把大學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貓畫虎

在學生們第一次衝出校門走上街頭的時候、在廣場絶食與政府博弈最卓絶的時候、在血染長安街揮淚撤離廣場的時候,學生們高唱的都是《國際歌》。

八九學運領袖之一、1989年在中國社科院讀研究生的王超華回憶說,當她站出來面對黑壓壓的群眾時,忽然發現,自己能動用的政治資源少的可憐:

「尤其是碰到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時候,學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並不能給他們提供任何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開始去見柴玲(學生領袖之一)時提出的一些建議,都與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驗和記憶有關。比我更年輕的學生,他們雖然沒有文革的經歷,但他們一說起來,一定與歷史課本上的五四運動有關,與他們所學的黨史有關」。

毛澤東的老鄉、1989年在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讀書,後來成為湖南學運領袖的唐柏橋回憶說: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非常遺憾的說,我當時基本上是模仿共產黨的模式。搞地下活動啊、模仿毛澤東的《湘江評論》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學會造校長的反啊,這些做法與共產黨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沒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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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王丹:宣佈戒嚴後就沒有人再提對話了,就是對抗。

經驗缺乏

「用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是中國的一句老話。作為老師,為北大學生王丹主辦的民主沙龍出謀劃策,因而後來被政府指為操縱運動的「黑手」的李淑賢(方勵之夫人)教授說,遺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對手相比,學生們顯得太稚嫩了:

「我覺得當時學生們並沒有意識到共產黨的殘暴本質,他們還有比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該做到什麼深度他們沒有把握。」

學生們呼喊的口號,從最初的「為民請願」直到最後要求「政府下台」。學生領袖王丹說,八九民運概括起來,就是一個從對話到對抗的過程:

「運動的分界是與政府對話還是對抗。人民日報發表4.26社論之前,人們還沒有想過對話還是對抗,就是表達一個訴求。4.26社論出來了,就是與政府正面相對了,就是要對話。甚至到了學生絶食,也是要求與政府對話,用絶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對話。宣佈戒嚴後就沒有人再提對話了,就是對抗。我們當然希望社會變化是漸進的,對話是最好的,關鍵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廂情願就是閉門造車了。」

分寸把握

作為王丹的老師和長輩的方勵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週年時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說,1989年的學運之初,學生們有效的組織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運動後期的失控和無序,又讓他嘆息不已:

「我個人認為4月27日大遊行後,學生的任務就基本完成了,以後的行動訴求都是不明確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園裏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學生自治組織之類的民主要求,當局已經很難管了。從更廣的社會層面,對輿論監督當局也很難說個不字,但六四以後,這些統統沒有了。」

方勵之提出的,實際上正是八九民運給人們留下的一個至今爭論不休且仍沒有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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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國際媒體的聚焦和絶食後廣場上的氣氛,已經把一些學生領袖推上了欲罷不能的境地。

胡平說:「八九民運敗就敗在沒能見好就收。我們遇見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產黨執政以來沒有遇見過的『好』。當然這離學生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但你喊價一萬,對方還到五六千了,你還不滿意。要知道過去是個負數,根本不承認你有資格喊價。人們問為什麼中國的民運總是以失敗結束,我說它不失敗它就不結束。」

但是,89年學生對話團的負責人沈彤則認為,如果說機會一再喪失的話,那這些機會本來就沒有掌握在學生手中:

「人們總說政府和學生雙方都失去了很多機會。如果你把學生當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許這麼說是成立的。 但學生們實際上是沒有斡旋餘地的。學生提出來的最理性溫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騙的。」

一盤死棋

作家鄭義當時一直在廣場上與學生的領導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覺,學生撤不下來,是因為政府一點台階都不給:

「中共始終不肯做任何稍帶一點實質性的讓步,甚至連表面上的讓步都不肯做。所以這個棋走成一個死棋了。甚至我們自己都想給自己找台階下了,但對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讓你找台階,一步一步,步步緊逼。」

但是,六四鎮壓後被政府定為「黑手」之一的王軍濤認為,當時的黨內和政府中的溫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尋找與學生溝通的契機的。在學生與政府形成僵局後,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部長閻明複找到時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的王軍濤,希望他能幫助從中勸說。王軍濤說,他的感覺是,學生的要求既不明確,也不專一,這讓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為難:

「我覺得主導學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變。在跟不同人談話的時候、在不同的階段,都在變。後來鄧小平說,他們就是想搞垮我們,我們退一步他們就進一步。所以我們建議學生,你們要澄清到底想要什麼,確定後要負責任。」

學生領袖之一王超華承認,當年廣場上的學生一直存在一種「要挾」心態:

「如果用『要挾』這個詞的話,它不是指哪一件具體的事,而是從整體上就是一種要挾心態,我可以做極端,我可以做的更極端,看你怎麼辦。這種心態一直存在且沒有變,這也妨礙了學生在運動過程中及時的反醒,考慮自己應該採取的步驟。」

運動起來後出現的失控狀態、內部協調的困難,是所有參與了這場運動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橋說,作為學生領袖,八九民運給他最深的教訓,就是必須建立有效的組織:

「如果在運動起來之前,人們已經知道有這樣的政治組織存在,我們的政治訴求是什麼,我們的行動綱領是什麼,那麼運動起來後,我們就很容易把握運動的方向,很容易讓運動產生一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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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撤不撤出廣場成了學運領導圈裏爭論的焦點。廣場上300多個北京和全國各地高校的自治會代表們每天都要開會爭論一番,但結果卻每天都一樣,主張堅守廣場的一派佔了上風。

勉為其難

歷史不能假設,歷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歷史的進程中去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說,鄭義認為,89年的大學生們已經做的相當出色了:

「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那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做的已經好的不能再好了。動員了如此巨大規模的民眾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壓之下,他們保持了這樣的理性和高度紀律,統一行動,這在歷史上是絶無僅有的。」

1989年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趙紫陽改革智囊陳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指出,把中國實現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學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運的失敗:

「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靠搞學生運動實現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現實的不同利益集團折中、調和、妥協下形成的一種結果。民主是生長出來的,任何假像的烏托邦式的民主社會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調和、妥協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學生領袖王丹說,把這副擔子完全壓在學生肩上,實在是勉為其難了:

「從一個青年運動能夠承擔的社會角色來說,89年學生們已經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敗了也是很出色,因為學生運動就是應該起到這樣一個目的,它就是推動社會。至於怎麼進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紀大的人的事了,學生就是一個社會的號角,他們在89年吹響了這個號角。如果說學生年輕容易衝動,那更理性的中國的知識界應該站出來,站到學生的前頭。」

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批已經確立了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在八九民運中的角色和對運動的影響又是什麼?

未完待續。明天請繼續關注六四30週年特輯之七:知識精英 患軟骨病的黑手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BBC中文記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八九民運專訪中的錄音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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