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特輯之八:中國百姓 同情多於行動的旁觀者

工人聲援學生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AFP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週年之際BBC中文網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八九民運之初,大學生剛剛走上街頭時,呼喊的最響亮的口號之一,是「為民請願」。

然而,在請願的學生與為之請願的民眾之間,隔著一道學生組成的「糾察隊」。

為民請願

當年在社科院讀研究生、後來成為學運領袖之一的王超華,最初也是到天安門廣場看熱鬧的:

「到了廣場以後,發現學生拉的隊伍很嚴,糾察隊不讓進。我掏出兜裏的學生證,解釋說我找不到我們學校的隊伍,讓我加入你們的隊伍行不行?結果他們還就讓我加進來了。我忽然意識到,一個學生證,把我和市民分開了。」

當年的北京時裝個體戶呂京花,兜裏沒有學生證,她對學生們的做法頗不以為然:

「學生組成糾察隊,你糾察什麼呀?學生有了自己的組織,下一步就應該接納社會各階層的力量,推動壯大運動。學生覺得,如果政府來鎮壓我們,我們需要人民來保護我們,因為我們為的是國家的利益。學生們認為歷史的使命就落在他們的肩上了。他們不明白的是,歷史的重擔不是幾個年輕的學生們能承擔得起來的,必須靠全社會的力量。而學生們卻怕民眾參與進來,覺得工人一參與就會壞事,市民一參與就會壞事。運動一開始,學生們給人們的感覺是他們很驕傲。」

天子之驕

呂京花後來成為八九民運中的民間組織「工自聯」的骨幹、鼎力支援學生,那是後話了。

當年的湖南學運領袖唐柏橋承認,呂京花的一番話相當凖確的說出了當時學生們的心態:

「我們這些1980年代的大學生都應該記得我們被稱作什麼?我們被稱作『天子之驕』啊。大家都不叫我們大學生,而說你們是天子之驕。天子之驕意味著什麼?它就意味著特權。你們是貴族啊,所以你們搞學潮就沒有問題。在八九之前,學運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但都沒有工運、農運,為什麼?因為工人農民想的很清楚,你們上街遊行可以,我們上街就丟飯碗進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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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呂京花:「學生們認為歷史的使命就落在他們的肩上了。他們不明白的是,歷史的重擔不是幾個年輕的學生們能承擔得起來的,必須靠全社會的力量。」

單純學運

已故的原趙紫陽智囊之一,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1999年在紐約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說,學生們以天下為己任難能可貴,但排斥社會其它力量,未免太書生氣,也太自負了:

「學生們要保持運動的獨立性,覺得我們不能被知識分子操縱、我們不能讓工人介入、我們不能跟黨內的改革派接觸,都是很幼稚的想法。甚至到5月17號,陳希同(時任北京市長)已經斷水斷電的情況下,學生們還以為自己已經勝利了,還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呢,論誰的貢獻大誰的貢獻小。」

學生領袖王丹則認為,學生們一直是把它當做一次學生運動去搞的,考慮的是保持學運的純潔性,而不是鼓勵民眾的參與:

「實際上我們提出的包括『平抑物價』等要求還是與群眾生活有聯繫的。應該這樣看這個問題,如果你說它是一場政治運動的話,那學生的確沒有發動民眾,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但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八九年實際上是一場學生運動,如果我們把它當做一場政治運動去搞,去發動工農群眾,那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結果。」

學生們的小心謹慎,是因為頭上頂著一頂「動亂」的帽子,怕被政府抓到任何一點把柄。王超華說,她感覺,老百姓從一開始,對這一點就是理解的,而且是配合的:

「學生與市民身份的明確分開,實際上是二者之間關係密切的表現之一。在最初的4月22號胡耀邦追悼會的時候和4.27大遊行的時候表現的很清楚,市民們心甘情願的接受這種區分,並沒有造成情感上的傷害,相反他們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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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韓東方承認,廣場上的工自聯不過是個空架子虛頭銜,它既無組織基礎,也不具有代表性。

同情支持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給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4月27日,當學生們冒著危險奮起抗爭走上街頭時,數以百萬計的北京市民站了出來,給學生們以英雄般的歡迎。

後來被政府定為「黑手」之一的作家鄭義說,街邊的老百姓看似散兵遊勇,但其道義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老百姓對學生的遊行隊伍夾道歡迎,往隊伍裏扔冰棍,往裏面扔錢什麼的,這種狂熱的情緒說明了,雖然老百姓沒有高度組織化的、綱領性的政治訴求,但老百姓從自己的生活感受,對中國應該朝哪個方向走,心裏是絶對清楚的,表現出的熱情也是發自內心的。所以每一個參與的人都在自覺的維持秩序,都把這個運動當做自己的運動來保護。」

1989年5月13日開始的長達一周的絶食,把民眾對學生的同情和對政府的不滿都推向了極限。運送昏倒的絶食學生的救護車在長安街上飛馳,嘶鳴的警笛震撼了社會各階層。

絶食到後期,每一天北京街頭的遊行都超過百萬人。一些市民不再只是喊口號支持學生,而是站了出來。呂京花說,她本人就是這麼捲入八九民運的。

「5月13號學生開始絶食後,我就和其他幾個鄰居,拿上水和一些食品,到廣場上送給學生。我就是想讓學生們知道,我們市民支持你們,就這麼簡單。」

市民組織

5月20日,政府宣佈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但是,進城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卻被北京市民團團圍住,動彈不得,戒嚴令成了一紙空文。

天安門廣場上,「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市民敢死隊」,「市民自治會」紛紛掛出招牌樹起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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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5月22日,執行戒嚴的軍隊的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撒傳單,要求學生市民離開廣場。

但是,八九民運後致力於獨立工會建設的原工自聯領導人韓東方承認,廣場上的工自聯不過是個空架子虛頭銜,它既無組織基礎,也不具有代表性:

「我自己當初根本就不知道一個工會應該怎麼組織。工會應該是在工廠裏的,我們卻在天安門廣場組織了一個工會。我記得有一個外國記者問我,你們工自聯有多少會員?有多少工廠加入你們?因為你們叫工人自治『聯合會』。我現在明白了,『聯合會』就是很多不同的工會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聯合會。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就那麼幾個人,就來了個『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所以當時記者的問題我答不上來。」

政府宣佈戒嚴後,面臨暴力鎮壓的威脅,天安門廣場上和鬧市街頭,每天不乏慷慨激昂演講的市民,呼籲工廠罷工,市民罷市,用實際行動支持學生。

禁若寒蟬

然而,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除了到後期一些單位組織的集體聲援學生的遊行外,工人既沒有罷工,市民也沒有罷市,更沒有出現象學生那樣的,能真正代表社會其它力量的獨立組織。

直至六四開槍鎮壓,無辜的受害學生和市民的流血,也沒有導致人們期望的「起義」。

已故的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說,在像中國這樣的專治社會,這是必然的:

「當時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市民去支持學生,而大企業的工人都不敢。為什麼?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親自下了命令,哪一個工廠的工人要上街,首先開除這個工廠的黨委書記和廠長,然後處理工人。所以那些天裏黨委書記和廠長們就守住工廠的大門口不讓工人出去。工人只有在下班以後悄悄上街(遊行)。因為全民體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脈。為什麼在1960年四千多萬人被餓死農民不造反?因為沒有了生產資料他們就不能生存,他們不得不依附於這個強權。」

在民工潮還沒有湧入城市的1980年代末,佔了中國人口80%的農民,當時對城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多數人並不清楚。

原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被指為「黑手」之一的王軍濤,六四鎮壓後遭政府通緝被迫逃離北京。王軍濤在逃亡中與農民的接觸,給他留下的是這樣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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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六四鎮壓後,一些工人、市民被當成"暴徒"草草審判、處以重刑甚至槍決。

「農民們顯得憂心忡忡的。我逃到安徽的時候聽農民們說,城裏的大學生在造反。我在火車上聽一老一少兩個農村小販在議論,年輕的問會怎麼樣呢,年老的說誰知道,恐怕又要亂了。聽這些農民議論八九民運,像在談論一個距離他們很遙遠的故事。」

學生領袖王丹說,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的北京街頭,雖然每天人流湧動,但大多數工人、市民、農民還是一種旁觀者的心態:

「工人農民階層當時還沒有進入到自覺自願的程度。他們有情緒有牢騷,但總的來說還是看熱鬧。他們也不明白學生這麼做到底是為什麼,沒有這樣的覺醒。」

柴米油鹽

呂京花則認為,學生們滿口的民主人權的洋名詞,讓老百姓覺得,這與自己每天操心的事情不相干:

「老百姓對於什麼叫民主,什麼叫人權,這些洋話洋麵包,對老百姓來說太高級。老百關心的是政府盡量不要腐敗、物價盡量能控制、生活能盡量穩定。老百姓就是比較實際。」

那麼,如何將民主自由之類抽象的名詞,與老百姓的柴米油鹽劃上等號?韓東方認為,這是進行民主啟蒙的重要一環,而且,並不需要多麼高深的理論:

「我自己作為一個工人,總結出一個簡單的公式,問自己四個問題,把這四個問題答出來,你就知道什麼是民主了:你是誰?你應該有什麼?你失去了些什麼?把失去的東西拿回來,怎麼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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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佔了中國人口80%的農民,當時對城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多數人並不清楚。

精英草民

八九民運歷時近兩個月,波及了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甚至一些縣鎮。流亡作家鄭義認為,從民主自由意識的啟蒙和政治訴求的表達這個層面來看,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

「經過共產黨這麼多年的統治,中國人民是處於一種極度的無組織狀態,很難形成鮮明集中的政治訴求。為什麼遊行會起那麼大的作用?因為在遊行的時候,大家忽然發現,原來別人想的與我自己心裏悄悄想的是完全一樣的。八九民運把分散的對這個政權的懷疑和對民主的追求,變成了全社會的一種共同的表達和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陳一咨認為,大規模的群眾街頭運動,仍然是共產黨思維方式的慣性延續。中國的民主化要靠制度的演進,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成為廣大工農民眾的代言人:

「這種假想的烏托邦式的民主社會的工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現代化的過程應該是知識分子成為白領,白領階層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知識分子成為他們的代表,才能對不合理的制度或者說是掌握權力的政治利益集團施加有效的壓力。」

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是要靠精英政治還是草根運動?1999年,六四後第一個十週年紀念日的時候,記者在美國紐約見到了八九民運中北京個體戶組成的聲援學生的摩托車隊「飛虎隊」的召集人宋書元。宋書元當時的一番話,在又過去了20年後的今天,更顯的耐人尋味:

「紀念固然應該紀念,但紀念死者應該是給活人以動力。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精英領袖們仍然在討論,仍然看不到民眾的力量,仍然把老百姓看的很淡很淡,把自己看的很高和高。這是整個10年來我最痛苦的。」

中國的民主化如何演進?八九民運給中國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我們在這個特輯系列的最後一集還將專題探討。

未完待續。明天請繼續關注六四30週年特輯之九:八九香港 讓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BBC中文記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八九民運專訪中的錄音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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