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五四」百年之際的銘記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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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19年,為響應北京學生,上海也爆發學生遊行。

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和立場

1919年5月4日,中國北京13個大學和專科學校的3000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和參加會後的遊行示威,「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引領了持續一個多月、覆蓋中國一百多個城市的遊行示威、罷課、罷工、罷市,創造了20世紀影響深遠的一段輝煌歷史。

百年回首,有三條是不能忘記的:

第一,正義必須維護,國家獨立不可侵犯。

對現代公民說來,正義——公民自由和國家獨立是最高的是非標凖。當時的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搶佔青島和膠濟鐵路,踐踏中國主權,是典型的侵略國。當年的日本青年在盲目的「忠君愛國」精神奴役下,成為軍國主義者侵略別國的工具。反對他們的侵略行徑就是維護正義。百年來對五四運動愛國精神讚揚之聲不絶,讚揚的就是反侵略的正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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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一戰結束後,出席巴黎和會的戰勝國中國要求歸還山東,但美英法三強最終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一消息引發了五四運動。

第二,公民自由不可侵犯,法治不能踐踏。

火燒交通總長曹汝霖(曾經手對日借款)的住宅和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是參加遊行的少數學生犯下的罪行。行動的動機是愛國激憤。當時只有北京大學講師梁漱溟大聲疾呼:「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絶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實上講,試問這幾年來那一件不是借著國民意思四個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鬧到今天這個地步?」因此,他說:「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學生去遵判服罪。」

不幸,梁漱溟的意見遭到絶大多數人的反對。此後,學生動輒罷課,有些學生運動暴力行動屢見不鮮,蔑視少數人的權利,淪為暴民專制的工具。據中央研究院呂芳上教授研究,從1919—1928年,138次學生罷課和上街遊行事件中,發生暴力事件23件,佔21.6%。他們燒報館,抄部長的家,如此等等,罔顧法紀。

胡適、蔣夢麟等為此感到非常痛心。1920年5月4日,他們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沉痛地說:「現在學生會議的會場上,對於不肯迎合群眾心理的言論,往往有許多威壓的表示,這是暴民專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見都可自由發表。」

不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學生的暴力行動由自發逐漸成為黨派鬥爭的工具。比如1925年火燒晨報館事件,當時一些學生認為《晨報》的報道沒有凖確表達他們的意見,那就是站在敵對勢力一邊,於是把晨報社連同附近20多間房屋燒掉。而背後操縱這一行動的是國民黨北京執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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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19年,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著條幅遊行。

第三,政務一定要公開。

五四遊行示威,指斥曹汝霖、章宗祥(前駐日公使)、陸宗輿(駐日公使)是賣國賊,直到6月10日,徐世昌總統下令撤除他們的官職,運動才告一段落。

不過,20世紀30年代以來,認真研究過中日關係史的學者們持平之論,都認為他們在處理中日事務中沒有出賣過國家利益。檢視他們一生的言行,不但不是賣國賊,而且是當之無愧的愛國人士。抗戰時期,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誘,他們都拒絶與侵略者合作。

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從1912年成立到1928年瓦解,儘管政府領導人頻繁更換,但都致力於收回國家利權,根本不是什麼賣國政府。他們也渴望通過巴黎和會收回青島和膠濟路,廢除不平等條約,並為此做了充分凖備。就以會上日本振振有詞拿出來的「欣然同意」的山東問題換文來說,著名報人王蕓生在1930年代系統研究檔案後指出:日方提出用日本借款修築膠濟路兩條支線,「中國方面乃提議將膠濟沿線之日本兵撤至青島等條件,以為交換……此項換文在當時言之,比較於中國有利。然當時歐戰大勢顯然屬於德敗,我為參戰國之一,關於山東問題,自以留待媾和大會為得計。乃當時中國與日本有此一幕枝節交涉,資為日本後日在巴黎和會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一個被日本利用的失誤,顯然與賣國行為不能混為一談。此外,他們經手的西原借款條件也是優惠的。

民國北京政府被戴上賣國帽子,是國民黨為自己的「革命」行動辯護蓄意製造出來的,史家應該為前人辨冤白謗。政治家和公民應該從中吸取的教訓是政務一定要公開。要是當時的中央政府領導人及時披露真相,從短期看,與示威群眾坦誠溝通,有可能較快化解對立,出現政府與民間聯手對抗侵略者的局面。而從長遠看,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多數公民會較快成熟,冷靜、全面、理性看待一切,抵制極端。從晚清到民國,歷屆政府都沒有學會如何與示威群眾溝通,造成惡劣後果,創巨痛深,值得深思。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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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五四之後中國爆發的其它學生運動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為核心訴求。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新文化運動至今仍在進行。

很多人容易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混為一談,但事實上兩者性質和起止時段都不同。新文化運動是19世紀以來,中外知識精英傳播現代文明,推動中國社會轉型而進行的思想文化運動。

1.它萌發於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現代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2.它的基本內容是傳播現代文明的信念:自由(最早譯為「人有自主之權」),法治,民主,市場經濟,理性思維(科學)。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以三綱六紀(六親)為框架的宗法專制制度;反對拜倒在聖賢腳下,以他們的言論為是非標凖。

3.它是社會變革的先導和動力。19世紀,它開始改變精英階層的觀念和知識結構。20世紀更碩果累累,推動了廢除以三綱六紀為骨架的中華法系,移植以公民權利為核心的大陸法系;推動了廢除以讀經為中心的科舉制,建立了學習現代科學、文化的教育體系;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實現語文合一,適應工商社會快速溝通和傳播的要求;移植了人文、社會科學和現代科學技術;揭露了三綱吞噬人性的本質,為公民的自由、平等鋪路;擊退了儒教寫入憲法的訴求;推動文學革命,促進了文學、藝術全面繁榮。

警惕走回頭路

快兩百年了,新文化運動的追求尚未完全實現,出於不同目的的非議卻甚囂塵上。有三條是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值得銘記的:

第一,識破走回頭路的圈套。

思想、文化任何時候都不可能統一,眾聲喧嘩是現代社會的常態。但是有些言論或明或暗傳播宗法專製毒液,人們必須提高警惕,特別不要要讓他們毒害青少年。「中國不能實行民主!」「中國應該以儒教為國教!」這是什麼話?

第二,全面、冷靜認識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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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新文化運動提倡自由、法治,民主、理性思維。從此角度出發,對傳統儒學價值的解釋不過是一家之言,不能定於一尊。

論者一再以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關係為題撰文,強調以下觀點:

1.在社會制度層面,自由、民主、法治是貫徹始終的現代人類共同價值,毫無妥協的餘地,以三綱為核心的儒學在這裏已沒有發言權。

2.在非制度層面,多元文化是常態,自由競爭,自由選擇,自然淘汰。各方君子對傳統文化包括對儒學價值的解釋,最出色的也不過是有待時間檢驗的一家之言,不能定於一尊。

3.移植和借鑒現代西方文化,促進了中國文化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學科,文學藝術的成就已遠超前代。所謂中國文化「斷裂」,被西方「殖民化」等等,都與實際不符。有些論者搬弄西方極端流派的末技,口口聲聲維護本土傳統,反對「殖民化」,不倫不類,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堅韌面對社會轉型的長期性。

任何國家全面實現現代化都經過曲折、艱辛的歷程。由於歷史積垢深沉,加上學習蘇聯的負面影響,中國現代化之路特別艱辛。不過,市場經濟已不可逆轉,中國人的眼睛已經睜開,中國共產黨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循名責實,雖不會一帆風順,經過長期反覆纏斗,現代人類的共同價值終有一天會成長為中國社會正常運作的規則。所有支持改革開放的中國人,請牢牢記住:「千磨萬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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