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特輯之十:八九民運給當代中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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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強調「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這樣一個擔心和現實:六四正在被遺忘。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週年之際BBC中文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六四」,又到週年。1週年,10週年,20週年……一晃,30年逝去。

30年後的今天,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它對今天的中國、明天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試圖回答這個幾乎無法回答的大命題,不妨先引術兩段語錄:

兩段語錄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

第一段語錄,摘自1989年4月26日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它是鄧小平為剛剛起來的學潮欽定的性質。

第二段語錄,是「八九」民運中學生領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開槍殺人的前一周,在5月28日,天安門廣場學生絶食高潮中錄下的一段錄像。

「八九」民運給當代中國留下了什麼政治遺產?我們不妨順著這兩段語錄做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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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穩」 卅年

鄧小平當年下決心開槍殺人、不惜以學生平民流血為代價結束天安門民主運動,一個根本的理由是:「中國不能亂」。

這個所謂「亂」的結局,鄧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產黨下台,一黨專治制度在中國的崩潰瓦解。用《人民日報》社論的表述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六四」鎮壓後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被當作了「鎮壓有理論」的佐證。鄧小平身後歷代中共領導人,都高舉「不能亂」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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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嚴家其:「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江澤民上台高喊「維穩」,胡錦濤上台高喊「維穩」,習近平接掌權利後仍信誓旦旦的要「維穩」、「穩定壓倒一切」。但是,習近平的「維穩」,從範圍、規模、手段和深度與江胡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六四」鎮壓後被政府指為「黑手」被迫流亡美國的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六四」鎮壓後,共產主義實際上已被鄧小平拋棄:

「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六四』鎮壓後鄧小平意識到,他不得不以放棄共產主義做為繼續維持一黨專制制度的補償。蘇聯東歐共產體制崩潰後,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最重要的決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決心搞資本主義。但鄧小平的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資本主義有本質區別,就是以確保一黨專制的繼續為前提。所以鄧小平的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權利介入市場,不公平競爭和對腐敗的依賴。」

政治嚴冬

江澤民、胡錦濤都蕭規曹隨,以默認各種利益集團的腐敗換取對權利核心的支持。1989年,學生們高喊「反腐敗,反官倒」走上街頭,但30年前學生們要反對的腐敗,與今日中國的腐敗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習近平則是高舉「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變成了鞏固權利、打擊異己、獲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說,江胡時代中國的政治氣氛還有時松時緊的間隔,還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話題上議論吐槽的話,那習近平上台後短短幾年內,已經徹底封殺了任何不同聲音的發聲渠道和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

從政治異見者到自由派知識分子、從維權人士到少數民族、從網絡大V到演藝名流、從精英階層到平民百姓,敢於挑戰一黨專制,甚至稍微與「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嚴酷打壓乃至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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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六四」鎮壓30年後,習近平正在把中國拉回到毛時代的政治嚴冬。

習近平治下,正在借助網絡新技術,把喬治·奧維爾筆下虛構的「大哥」全方位監控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而意識形態上,習近平正在試圖把中國重新拉回到毛澤東時代。

如果說,30年前,「八九」民運在中共建政後最溫暖的政治「小陽春」中爆發,那麼,30年後,中國正在回到毛時代的政治嚴冬。

擦亮眼睛

我們再來看第二段語錄。柴玲30年前錄下這段話時的狀態、她的話是否被誤解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門廣場上有沒有人被打死,我們不在這裏討論。

當柴玲等學生領袖挽著手臂帶領同學們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留下了一個確鑿的事實:中國政府用機槍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鎮壓了一場波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發生了。無辜受害者的鮮血,「擦亮了全中國人民的眼睛」了嗎?

30年前,當「六四」的槍聲劃破北京的黎明的時候,人們預言的罷工罷市、全民揭竿而起、萬眾匯集廣場保衛學生的場面,並沒有出現。

事實上,6月3日晚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警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也就是軍隊拿到殺人令牌後,隨著緊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縮小一圈。如果說,過去50天中,廣場像是磁石一樣吸引人群,此時的廣場卻像流沙,人們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這裏絶無指責之意。那個凌晨,迎著槍彈、迎著坦克挺身而出的學生市民大有人在。

從分析「八九」民運政治遺產的角度,這裏要說的是30年前運動領導者的一個根本性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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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1989年6月4日天大亮後,北京市民看到的景象。

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民主雜誌《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說,「八九」民運留下的政治遺產之一,是在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時,必須要對中國國民的生存狀態有一個現實的、清醒的認識:

「人們曾說你一殺人,全體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來反抗了,那你對老百姓就估計錯了。而且從根本上就估計錯了。你以為老百姓不知道共產黨專治?要通過一件什麼事來教育老百姓?其實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對的。對專治不反抗不是因為不知道它專治,而是知道專治的厲害。」

已故的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說,在像中國這樣的專治社會,這是必然的:

「因為全民體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脈。為什麼在1960年四千多萬人被餓死農民不造反?因為沒有了生產資料他們就不能生存,他們不得不依附於這個強權。」

噤若寒蟬

那麼,先於民眾「擦亮」了眼睛的知識精英群體,一場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讓他們更加心明眼亮,執著追求了嗎?

「八九」民運的主體和主角、1980年代的大學生,儘管被批評幼稚衝動、缺乏政治技巧,但他們憂國憂民、推動中國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純潔而炙熱的。80年代的大學生,在1989年那個春天,勇敢的承擔起歷史的責任,吹響了社會的號角。

儘管對中國知識界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有各種批評和質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知識分子如此大規模的自發的走上街頭,呼籲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還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為「黑手」的知識分子精英,儘管被指責「軟骨頭」,沒有挑起大樑。但是,一批曾飽受迫害、精神和肉體都已經領教過中共專制制度的「厲害」的公知,還是在1889年那個春天挺身而出,與青年學生走在一起。在他們走上街頭之前,與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已經成功的營造出自中共建政以來最寬鬆、自由、活躍的政治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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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八九民運後的30年,寒蟬效應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覆蓋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包括「一國兩制」的香港。

然而,這場小陽春在89年那個春天嘎然而止,乍暖還寒。

「六四」鎮壓後被政府定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國的原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王軍濤說:

「『六四』最大的損失還不在於丟了多少條人命,而是這個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體變革的機會。『八九』之後從黨政軍到知識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著,主導『八九』民運的民主力量被一網打盡。」

30年來,這樣的「和平變革」機會再也沒有出現。中國的民主力量,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沒有恢復元氣。

不屈不饒堅持奔走呼號者仍有。已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就是一個典範。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轍附和「主旋律」的話。

「八九」民運後的30年,寒蟬效應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覆蓋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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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在六四30週年前夕,香港對「佔中」組織者的判罪,或許是對30年前港人表達的擔憂的最明確的證實。

「一國1.5制」

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個「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港人對大陸民主運動的關注、參與和影響力,讓北京震驚。「八九」之後的30年,「顛覆基地」、「前哨陣地」之類的字眼常常與香港連在一起。北京對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緊。

1989年5月21日,超過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北京實施戒嚴,聲援大陸的民主訴求。那次空前規模大遊行的組織者李卓人這樣看當時港人的心態:

「我們希望看到中國有民主和自由,因為只有中國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們要保住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社會,每一個香港人其實心裏都清楚,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那我們的恐懼就沒有了,我們就不再恐懼共產黨的統治。香港遊行中有一個口號最能體現港人的心態:『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歸中國了,如果中國不走上民主化,香港會變成什麼樣?香港的人權自由能存在嗎?」

在「六四」30週年前夕,香港對「佔中」組織者的判罪,或許是對30年前港人表達的擔憂的最明確的證實。

被判監禁16個月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BBC說,「一國兩制」的香港已經在慢慢走向「一國1.5制」,甚至有一天會是「一國一制」。

毋忘「六四」

過去的29個「六四」週年,香港支聯會都組織維園燭光悼念晚會。每年的維園燭光晚會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毋忘『六四』」。

臨近「六四」30週年,香港支聯會4月17日在立法會外啟動了「毋忘『六四』號」宣傳車。

強調「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這樣一個擔心和現實:「六四」正在被遺忘。

30年來,有關「六四」,中國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試圖徹底抹去有關「六四」鎮壓和「八九」民運的一切紀錄,就像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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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鎮壓後出生的一代大陸人,在不知「『六四』是什麼」中長大。

有形的紀錄可以抹去。人們的記憶也可以抹去嗎?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曾經歷了「八九」民運的一代人中,「自覺」抹去「六四」記憶者,相信不在少數。

曾是BBC英國廣播公司駐華記者的林慕蓮(Louisa Lim),幾年前出版了回憶「六四」的專著《失憶的人民共和國:重溫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學近日的一次研討會上,林慕蓮說:「中國境內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親自參加了那場運動的父母,決定還是不把那段歷史講給孩子,因為這些父母們覺得,知道了沒有什麼用,沒凖還會給孩子帶來危險。」

30週年,對於任何一個紀念日,都是一個大日子。而對於紀念「六四」,意義尤殊。用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的話說,「『六四』30週年的紀念,可以說是仍以『六四』親歷者為主體的最後一次最受矚目的紀念。」

實際上,過去30年來筆者曾與之面對面訪談過的「六四」親歷者中,方勵之、劉賓雁、陳一咨、包尊信,戈揚、王若望,許良英等等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她們或在流亡中客死他鄉,或在中國政府的監視下默然逝去。

又到週年。30年後的今天,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如何紀念?這不僅是中國人,也是任何一個相信正義和道德的人,都應該面對的。

六四30週年十集特別系列結束。請繼續關注BBC中文網有關六四30週年的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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