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黃雀行動」

1989年11月21日,項小吉與妻子流亡美國 圖片版權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1989年11月21日,項小吉與妻子流亡美國

一邊是廣東虎門荒涼的海岸邊,一邊是不夜城香港繁華的商業區旺角。呂京花自己也有些恍惚,怎麼幾個小時之內,她就從政治氣氛一片肅殺的大陸逃到了安全的香港。

她從廣東虎門出逃時,周圍像是荒郊野外,零零散散地點綴著幾座房子,燈光灰暗。天上戲劇性地下起了雨,她沒打傘,在稀稀拉拉的小雨中走到岸邊上船。

她到旺角時,這個香港熱鬧的商業區燈火通明,街邊有賣飲料的、賣燒臘的,還有人在街邊打邊爐,火鍋麵條熱氣騰騰。望著這座不夜城明亮的夜色,呂京花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真的逃過了共產黨這一劫嗎?」

1989年6月,中國政府對天安門的抗議學生和民眾清場後,開始通緝一些學生領袖和社會參與人士。這批人在內地城市和農村到處躲藏,顛沛流離中希望找到一處安身之地,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廣播員呂京花就是其中之一。

幸運的是,在中國大陸當局撒下的天羅地網中,香港一批仁人義士們通力協作,搭建起一條通往自由的生命線。呂京花順利進入這條「地下通道」,從廣東偷渡到香港,隨後流亡美國。在目睹中國當局的血腥屠殺後,她逃過可能面臨的抓捕、審判以及牢獄生活,顛簸中走向自由世界。

後來,傳媒和公眾把這條解救了數百名民運人士的「地下通道」稱為「黃雀行動」。

接頭

流亡的民運人士首先得跟營救人員搭上線。從獲救者如今平靜的敘述中,仍能一窺當年逃亡路上的驚心動魄。

1960年出生的呂京花最初離開北京時還沒想著要遠走高飛離開中國大陸,她心裏牽掛著年僅一歲的女兒,也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有多嚴重。

1989年6月9日,她從北京搭乘火車到石家莊,在石家莊未作停留就轉車去了廣州朋友家。6月11號,她到達廣州。一到廣州,她就把學運期間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記者和組織的名片翻了出來。

「什麼《星島日報》、《成報》……就像你們BBC都有,都一張一張卡片,我在這些卡片裏面隨便抽了一張卡,」呂京花回憶。

1989年春天,呂京花與女兒 圖片版權 Lu Jinghua
Image caption 1989年春天,呂京花與女兒

呂京花首先撥給了一名年輕的香港女記者,第一個電話就打通了。電話中,呂京花含蓄地說,她從北京一路到廣州,身體感覺不適。

呂京花說話有些哆嗦,也許把這種焦慮與恐懼傳遞給了女記者,「她顯而易見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幫忙,雖然我講得不是那麼明確,但是她知道,就心靈一點通……」

女記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廣州最早的一班火車與呂京花見面,並跟她約定,雙方手上拿著一張捲起來的報紙作為接頭暗號。一下火車,由於其他人拿著的報紙都是疊著的,她們倆馬上注意到了對方。

女記者把呂京花帶到廣州中山大學的一處私人公寓。經過簡單交流,確認了呂就是北京工自聯的成員,並明確表示她目前的處境很危險,希望把她救出去。

「從她的口氣裏邊就感覺到事情已經很危險了,(覺得)你要出去,」呂京花說,「她覺得應該把我報到某個部門,看能不能救我。最後走的時候她說我給你照張相,我說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呂京花,可以凖備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經安排好,可以出發了。

事後二人曾對彼時接頭的緊張心情複盤。呂京花問這位當時二三十歲的記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見面,你有沒有害怕?萬一(是)政府安排的人」。

後者承認,「怎麼不害怕!」心裏忐忑得要命, 而且為防止不測,接頭時,女記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後面,這樣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馬上幫忙報信。

八九民運期間,項小吉代表學生對話團去和政府談判 圖片版權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八九民運期間,項小吉代表學生對話團去和政府談判

與呂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還有當時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召集人項小吉。他與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線的經歷同樣具有戲劇色彩。

北京開槍和開始全城搜捕之後,項小吉從京城一路南下,經南昌、武漢、蕪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達廣州。

7月,風聲越來越緊,每天新聞中都有民運人士被抓。項小吉本來還幻想局勢有所變化,無奈之下,決定離開中國。

他通過中間人聯繫到一名三十多歲的香港男記者,後者又輾轉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約好在廣州中醫學院門口碰頭,項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華早報》作為接頭暗號。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歲的香港年輕男子來廣州見項小吉。項小吉給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證確認身份,隨後這名男子向項小吉出示了一隻鑰匙扣,上面有一枚圓形硬幣,一面是一隻牛頭,另一面寫著「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乙丑紀念」。

匯豐銀行鑰匙扣 圖片版權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項小吉的接頭暗號是一隻匯豐銀行鑰匙扣

「他說很快就會有人來接你,接你的人會跟你出示這個鑰匙鏈。你看到這個東西,你就跟他走,你什麼都不要問,」項小吉回憶,「我說我記住了。後來沒多久,就來了人。」

解放軍的同情和支持

偷渡本身就有極大風險,更何況是在1989年六四後的風聲鶴唳中,從大陸逃亡海外。 以往黃雀行動的報道裏,關鍵詞不乏「槍戰」、「跳海」和「喋血」。不過在項小吉和呂京花的記憶中,他們這一路還算是順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黃雀行動前線救援者李龍慶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呂京花和同項小吉夫婦等六名民運人士在廣州一家茶樓會合,凖備偷渡香港。

途中出現小波折。21日當天,他們一行六人在廣東的一處海岸上船,船卻沒開,眾人在靜止的船上過了一夜。關於這次波折的原因,幾名當事人說法不一,李龍慶和呂京花說是船家覺得不太安全,而項小吉則記得是因為當時船家向他們收費。

第二天,天還沒亮,他們就上岸回到廣州的白雲賓館,重新跟香港方面聯繫。當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將他們送往東莞虎門,在一處居民樓安頓下來。

8月22日晚,他們在虎門海岸邊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顏色,只記得船不大,幾個人加上一名開船的船員,剛好坐滿。

項小吉的日記 圖片版權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項小吉的日記

項小吉說, 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駛離海岸,心裏很難受,「因為我感覺這一步踏出去,也許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國」。

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國解放軍邊防巡邏艇。遠遠能看到艇上的人穿著軍裝、船頭架著機關槍。項小吉不清楚船上總共有多少軍人,看到的大概有兩三個。

巡邏艇圍著他們的小船轉了兩圈。呂京花說:「我當時就覺得是不是抓我們的來了」。

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軍的善意。巡邏艇逐漸靠近他們的小船,把六人一個個接上了艇。「我們上這個船的時候,他拿手還托我們一把,」呂京花說,「我就覺得好像還行,好像這個人是救我們的人。」

上船後,一名軍人到船的底艙跟項小吉談話。「他說我們同情你,我們支持你,然後還拿出了一個筆記本,要我給他簽一個名,」項小吉回憶。

項小吉的日記記錄,他們在當晚8點50分上了第一艘船,9點換了邊防巡邏艇,9點55分到達香港。

1989年8月至11月,項小吉與妻子住在香港西貢 圖片版權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1989年8月至11月,項小吉與妻子住在香港西貢

項小吉認為,整個流程「地下通道」策劃人安排得非常周密、專業,「一環一環,這個人把我們交到下個人手裏,下個人再把我們交到再下一個人手裏,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們根本就不用管這個人是誰,跟著他走就是了」。

項小吉說,他們事先與香港方面約好,上岸之後如果看到遠處有車閃燈,就過去上車。他們順利地上了一輛中巴車,一路上換乘兩三次,抵達了「地下通道」參與者者陳達鉦(人稱"六哥")在旺角的辦公室。

呂京花至今還記得六哥當時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這兒就是到家了啊。」

「地下通道」還是「黃雀行動」

最初,這項營救內地民運人士的計劃一直被稱為「地下通道」。香港牧師朱耀明回憶,「黃雀行動」這個名字是香港演藝界人士岑建勳1991年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提出。岑建勳一直被外界視為黃雀行動的重要參與者。

按照字面意思,許多人將黃雀行動解讀為來自中國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國大陸當局為「螳螂」,民運人士為「蟬」,這幫香港的熱心解救者是「黃雀」。

不過,香港民主派元老、原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其自傳《大江東去》中說,這個解釋並不符合行動的性質,「即是說,逃亡人士是黃雀,中共即螳螂了,黃雀是惡過螳螂的,應該很容易就能啄死螳螂」。

司徒華的解釋來自曹植的一首詩《野田黃雀行》。「這首詩,講一隻黃雀,被人捉去,但一個少年救了他,最後兩句是『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我覺得這樣解釋比較貼切。」

朱耀明 圖片版權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朱耀明

而朱耀明認為,岑建勳說的「yellow bird」(黃雀)來自於一首美國民歌,意思是「你要在天空自由地飛行」。BBC中文近日曾多次聯繫岑建勳採訪,但他以採訪邀請過多、感覺疲乏拒絶了採訪。

秘密此時難解

關心大陸民運的香港牧師朱耀明是黃雀行動主要執行人之一。他還記得1989年6月3日黃昏,他在香港參加一場婚禮。與他同桌的都是曾去北京採訪報道八九民運的記者。大家都很關心北京的局勢,就在婚禮宴會桌上放了一台收音機一直聽著。

「黃昏的時候說在木樨地開槍了,我們都很震驚,(是)真的開槍,」朱耀明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仍很激動。當天深夜,他在電視上看到,有人推著木板車上的傷者去醫院,還有醫院裏躺著的死難者遺體,震驚、憤怒又傷心。

他對主做了一個禱告,「主啊,我可以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呢?電視上看到,我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1990年4月,呂京花剛到美國後到哈佛大學演講 圖片版權 Lu Jinghua
Image caption 1990年4月,呂京花剛到美國後到哈佛大學演講

1989年6月中旬,朱耀明聽說有人開始運作一個「地下通道」,幫助營救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和民運人士。6月底,司徒華問他,「朱牧師,你幫幫他們好不好」,於是朱耀明加入。

司徒華曾在自己的自傳《大江東去》中透露,黃雀行動由多個部分組成。首先,逃亡者要通知黃雀行動負責人,然後他們要想辦法到達邊境,由負責人派人用船隻接應、越過國境到香港。接著,黃雀行動負責人要安排逃亡者在香港的飲食起居,還要尋找其他國家收容他們。

司徒華稱,偷越國境行動是由地下社團組織(黑社會)的走私集團負責。「他們利用走私路線和國內的地下關係,安排民運人士逃亡,而這些越境線路,由不同走私集團負責,分幾條線路進行,各線路之間互不知道,也不通消息,避免其中一條線路被破獲,影響整個行動,」司徒華在書中寫道。

朱耀明透露,參加黃雀行動的有四支隊伍,他們都非常同情八九民運人士,陳達鉦負責其中一條。

在過去三十年中,陳達鉦參與黃雀行動的具體經過曾被廣泛報道,他也接受了許多媒體採訪講述當年的經歷。不過,近日陳達鉦拒絶了BBC中文的採訪。

目前,公眾仍然對其他三支隊伍知之甚少,仍然隱於幕後的還有黃雀行動的決策人。朱耀明指,決策人有三名。出於對當事人的保護,他現今仍不願透露這三人的信息。

過去三十年來,媒體對於黃雀行動的具體救亡人數的報道多種多樣。朱耀明說,從內地經過香港到達外國的民運人士約有400人,其中分兩種,一種是黃雀行動參與者到內地營救出來的,還有一種就是自己偷渡到香港的,朱耀明笑稱這種叫「自由行」,這種「自由行」佔了總數的四分之三。

呂京花如今是一名地產經紀人 圖片版權 Lu Jinghua
Image caption 呂京花如今是一名地產經紀人

黃雀行動耗資巨大。朱耀明說,整個行動的總花費在1500萬港幣以上,其中香港學生專上聯會成立的中國民主基金出資300多萬,剩下的來自1989年5月27日為八九民運籌款而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曾擔任中國民主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據他敘述,中國民主基金為黃雀行動出資350多萬港幣,其中項小吉和呂京花一行六人的費用為80萬港幣,這些救援的錢全部來自香港市民捐款。

儘管事情已經過去30年,黃雀行動還留下許多待解謎團。朱耀明已經將黃雀行動的詳情寫成一本書,但他並不打算馬上出版,因為書中提及很多人的真名,考慮到現在的政治環境,若書出版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傷害。

現狀

離開中國後,呂京花和項小吉都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軌道。呂京花先學英語後學專業,在國際女服工會工作數年後進入地產行業,成了一名小有成績的地產經紀人。項小吉到美國後考取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現在是一名美國紐約州的執業律師。

項小吉到香港之後得到了那條匯豐銀行的鑰匙鏈留作紀念,他將其保存至今。這枚鑰匙鏈背後的故事改變了獲救者們的一生,他們沒有淪為階下囚反而開啟了新的人生。而那些冒著危險救助他們的人,則各有各的坎坷和悲歡。

1989年秋,李龍慶因營救民運人士王軍濤和陳子明被捕,隨後被大陸當局判刑4年。實際服刑兩年半後出獄。

項小吉 圖片版權 Xiang Xiaoji
Image caption 項小吉現在是一名律師

參與黃雀行動之前,李龍慶在深圳一家酒樓做總經理,加入行動後辭掉了工作,全心全意救人。三十年過去,目前李龍慶在香港從事工程生意,不再參加社會運動,不過每年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他都會到場點一盞燭光。

朱耀明近年來則仍然活躍在公眾視野。2013年,他與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健民推動佔領中環運動。今年4月,朱耀明因串謀公眾妨擾罪被判囚16個月,緩刑兩年。

他們至今都不後悔當年的參與。

李龍慶同情學生的遭遇。「當時都是兵荒馬亂的時候,沒有想到這麼多的,救到一個是一個,」他說,「都是憑著良心去做這件事,我認為這個運動、這些學生是對的。」

朱耀明則用了一個比喻解釋自己的初衷:「因為我們都是人嘛,特別我是一個牧師,你看到小孩掉在水溝,你不會考慮什麼,你馬上把他扶起來,不會想什麼後果,這就很簡單的事情。」

不是尾聲

對於異議人士來說,英治時期地位特殊的香港多年來一直是「太平門」,是緊急逃生出口,是不受中國大陸統治當局管控的自由之地。

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認為,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後,已不可能再成為內地異議人士「太平門」。

「89年的時候,香港還是英國政府管治的殖民地,英國政府還是主權國,那個時候內地過來的人如果要求政治庇護,香港政府要處理,因為英國是難民公約成員國,」何俊仁說,「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香港是不可能、不可以處理在同一個國家裏的難民。」

朱耀明也不認為今時今日黃雀行動能重演。

朱耀明說,1989年能夠成功救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港英政府和法國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讓民運人士到港居留,法國政府給他們簽證。

不過,蔡耀昌仍然對人心懷著希望。

「如果現在六四重演,我想還有人去做(救援),」他說,「可能比過去更困難,風險更大,但我覺得還是會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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