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大行其道的中國「戰狼」外交會不會成為新常態

  • 斯影
  • BBC中文記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被認為是「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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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被認為是「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

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美軍帶毒論」之後,一波中國駐外大使館和外交官近期的言論再次引發關注。與中國傳統外交官的謹慎、保守相比,這些外交官傾向於主動展現對抗風格,並且多使用社交媒體Twitter發表言論,很多西方學者和觀察家稱之為「戰狼」外交。

中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教授對BBC中文說,中國外交官的風格轉變「體現了中國外交隊伍的代際變化」。

所謂的中國「戰狼」外交為何而來?是否會成為中國在疫情過後處理國際關係的一種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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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中國外交官多使用社交媒體Twitter發表言論

外交言論新風向

中國外交言論最近呈現的新特徵包括:對外界的指責加以直接的言語攻擊,而非用理據駁斥或解釋;以謗止謗反擊未經證實的言論,要麼批評東道國處理疫情不利而將責任推卸給中國,要麼揚言可能對東道國實施經濟報復。

其中最受關注的當屬2月新上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他3月13日在推特上稱,「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這一表述至今仍引起廣泛爭論。

另外,3、4月裏,一批中國駐外大使館幾乎同時開火。比如,中國駐法大使館發言人斥責法國某養老院在疫情中存在擅離職守,「導致老人餓死、病死」,並刊登一系列文章稱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應對疫情不利。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威脅說,如果該國政府繼續推動調查病毒源頭,中國民眾可能抵制澳大利亞的產品或者旅遊。中國駐巴西大使則針對巴西總統的兒子指責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在推特上稱他訪美後「感染思想病毒」。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在5月8日關於中國國際問題的一場論壇中說,目前中國外交政策有了兩大優先考慮,即促進傳播由戰勝國內疫情而弘揚的「中國體制的某種優越性」,以及對外投射全球抗疫引領者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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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式」的外交詞匯出現在2017年,但這種外交思維在新冠疫情期間得到了眾多中國外交官的背書。

但這種新舉措的效果如何還難以判斷。近期不少中國的外交官與他國官員掀起「口水戰」,甚至一度引發外交風波,令東道國召見中國大使表達不滿。

同時,一些國家開始重新思考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英國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4月16日稱,英國同中國的關係「在本次危機過後不能回歸以前了」。法國總統馬克龍針對中國抗擊疫情的反應說,「顯然發生了一些我們不了解的事情」。

回應民意還是操縱民意

復旦大學吳心伯教授認為,中國目前的「戰狼」外交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曲解和污名化中國的反擊」。

他認為,外交風波是由美國挑起,特朗普政府從病毒命名問題,到呼籲調查武漢實驗室等一系列行為,令中國的外交官不得不「反擊回應」。他也批評特朗普處理國內疫情失敗,將責任推卸給中國。

中國的國際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疫情爆發早期的信息管控蒙上陰影。目前國際上要求調查病毒源頭的呼聲越來越大,一些政府還要求中國對病毒大流行進行索賠,令中國面臨國際制裁的風險。

紐約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這意味著中國外交陷入被動,因此「反守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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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一詞來自中國演員吳京自導自演的電影,中國票房衝破56億人民幣。

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也是造成「戰狼」外交的重要原因。

吳心伯認為,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的反應迫使中國外交轉為「奮起反擊」的風格。他說,「中國公眾不斷看到西方對中國各種謾罵、攻擊和污名化。他們不滿意我們的外交反應,認為太慢、太弱、太低調。」

吳心伯將此稱為「民意」。他說,「外交首先要考慮國內的民意而做出姿態,讓國內民眾知道你在做出反應,而不是一味地低頭挨罵。」

過去三十多年裏,中國經歷了經濟騰飛,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強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外交方式被認為在戰略上逐漸摒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強調「大國崛起」,「有所作為」,甚至「鬥爭精神」,整體風格也逐漸轉向積極主動。與此同時,中國部分公眾渴望在國富兵強之後在世界上得到尊重和認同。

西方學者和觀察家大多將這種渴望稱為「民族主義」,而「戰狼」外交就是對於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投射。

夏明對BBC中文說,中共試圖「通過挑起國際混戰,來為國內民眾,尤其是青年人的挫折感找到發洩對象。」

他強調,「這本質上是在轉移國內危機根源。」

在中國,疫情雖然受到控制,但經濟遭受重創。中國今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6.8%,這種季度負增長在過去40多年裏極為罕見。而2020年中國應屆高校畢業生達到870多萬,創歷史新高。年輕人面臨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

夏明分析,從長期來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有意識地利用民族主義激情強化他的執政合法性和權利」。

他說,這套治理模式沿襲了中共50年代的戰略觀,比如參與朝鮮戰爭對抗美國、鎮壓帝國主義間諜和反革命等,都以「威脅國家和民族存亡」為敘事框架,「用戰爭模式轉移國內老百姓的注意力,從而加強民眾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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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以及和中國的唇槍舌戰,使他自然成為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攻擊目標。

戰術調整還是戰略考量

不論是被動反擊,還是主動操作,「戰狼」外交已經產生一些不良影響。新冠病毒已經導致全球近30萬人死亡,而大國合作遙遙無期。中美兩國間的信任進入建交以來的冰封期。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授、美國亞太事務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對《紐約時報》說,北京鼓勵中國外交官表現得好斗,但從長遠來看,這種趨勢正在播下不信任的種子,並且將損害中國的自身利益。

謝淑麗說,中國原本可以在控制住病毒後與別的國家重建信任,並建立有責任的大國聲譽,「但這樣的外交努力被共產黨宣傳部所劫持,他們採取過分自信的行動,利用援助為中國的體制和遏制病毒擴散的表現謀求讚譽。」

「戰狼」外交是否會成為疫情過後的常態,還有待觀察。吳心伯認為,目前是「特殊背景下的戰術調整」,今後是否維持「取決於西方怎麼做」 。

「如果西方還是對中國保持高壓態勢,那麼中國可能將這樣的調整常態化,」吳心伯說,「如果因為反擊了而影響了和美國的關係,那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美國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朱志群在新加坡《思想中國》上撰文稱,「外交不能、也不應該被國內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所劫持。」

他認為,「戰狼」外交是否代表著中國外交已經徹底轉向好戰和鷹派風格,現在還很難說。外交不是中國領導人的首要任務,他們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艱巨的國內挑戰上。

朱志群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戰狼』外交可能不會持續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