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權成為「女拳」:中國的女性主義者為何在互聯網遭到「反擊」

在中國,一些批評者將女權稱之為「女拳」,但也有一些女權人士採納了該稱呼,認為它能體現女權主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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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一些批評者將女權稱之為「女拳」,但也有一些女權人士採納了該稱呼,認為它能體現女權主義的力量。

去年年末,當以在脫口秀中對男性進行犀利諷刺而著稱的喜劇演員楊笠再站上舞台時,並沒能讓所有人都捧腹大笑。

在七分鐘的演說中,身穿寬鬆白色西裝的楊笠面帶微笑地與台下觀眾分享自己對於男性的觀點,她用帶著幾分調侃的語氣說:「男人還有底線嗎」。這似乎點燃了一個積蓄已久的火藥桶。

一些知名人士公開向楊笠的脫口秀開火,感到被冒犯的網友也紛紛發帖批評她「侮辱男性」。一個活躍的反女權賬號更發起一場運動,號召網友們給中國媒體監管部門遞交投訴信,舉報楊笠和節目「宣揚仇恨」、「製造性別對立」。

儘管楊笠並未公開表示自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但在社交媒體上,紛至沓來的批評留言都用「女拳」的字樣形容她和她的支持者。 

在漢語中,「拳」和「權」同音。過去一段時間裏,「女拳」這個詞被越來越多的中國網友用來形容他們認為激進的支持女權或反對男性沙文主義的人。

「她們就知道無理取鬧,什麼事都能上升到男女對立上去,然後開始打拳啊」,23歲的江蘇大學生小楊對BBC說,他只願意透露自己的姓氏。

讀大四的小楊常在網上批評女權主義者。他認為「女拳」這個諧音詞相當貼切,因為「拳頭」正體現了他眼中女權主義者胡攪蠻纏、胡亂出擊的樣子。「他們不是要平權,而是要特權,」他說道。

但楊笠後來回應稱,她的話之所以在很多女生中反響熱烈,是「因為觀眾覺得有共鳴」。

在中國,女權運動曾是一種長期存在但小眾的呼聲。2018年,來自好萊塢的#MeToo運動傳入中國,並掀起了一陣女性對性騷擾和性侵者的控訴潮,這讓女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討論。但與此同時,女權主義者在互聯網上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反擊」。

「出圈」

2012年6月的一天,當上海繁忙的南京西路地鐵站出現了兩名頭戴黑色頭巾的蒙面女子時,不少人感到驚奇。她們手裏分別拿著兩個平板電腦,一個寫著「要清涼,不要色狼」,另一個寫著「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標語。

她們是兩名女權主義者,來到這裏是為了抗議上海地鐵在社交媒體上的一則言論。此前,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通過官方微博發了一張顯示一名女性穿著半透視黑色紗裙的圖片,下方的配文稱:「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這讓一些女權人士認為是在將性騷擾的責任推卸給受害者。

儘管只是簡單地駐足展示標語,但對中國這個此前鮮有與性別相關的運動的國家來說已相當罕見,這次事件被很多中國女權活動人士視為首個公開進行的反性騷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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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的幾名女權人士通過「帶血的婚紗」行為藝術,抗議家庭暴力。

三年後,一場未遂的活動成為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另一個里程碑。五名女權人士因計劃舉辦一場提高公眾對公共交通性騷擾關注度的活動被警方拘留了逾一個月。這一事件引發海內外高度關注,被稱為「女權五姐妹案」。

儘管在這幾年中,中國各地的女權人士舉辦了各種「腦洞大開」的行為藝術展或溫和抗議,例如佔領男廁所或身穿帶血的婚紗來呼喚社會關注公共廁所男女廁位不均衡和家庭暴力等問題,但學者認為,當時互聯網上的共鳴者並不算多。

「我們當時一直在跟上海地鐵的活動,但我清楚地記得那時有調查的結果是有70%的人都是反對的,他們認為性騷擾和穿得少就是有關係的,」中國女權主義學者熊婧對BBC說。當時,她所在的中國知名女權自媒體「女權之聲」跟蹤報道了這一活動。

熊婧認為,2018年夏天席捲中國的#MeToo運動是讓女權思潮在中國「出圈」的標誌性事件。她表示,直到這一年,普通人前所未有地關注到女性所遭到的性騷擾和性別欺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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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席捲中國的#MeToo運動被視為是女權思潮在中國「出圈」的標誌性事件。

據不完全統計,從2018年1月至9月,有超過30名中國社會名人被控曾進行性侵或性騷擾,被控者涵蓋學術界、公益界、宗教界和媒體界等多個行業。其中,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釋學誠因此落馬。另一關鍵案件——央視知名主持人朱軍被控性騷擾女實習生案——去年12月在北京海澱區法院開庭

除了性侵與性騷擾,家庭暴力也不斷成為中國網民議論的話題。例如,2019年知名的仿妝藝人宇芽公開自己被前男友拖到電梯中施暴的錄像,以及2020年藏族網紅博主拉姆遭前夫潑灑汽油縱火去世等話題,在微博上均有數以億計的累計閲讀量,很多網友紛紛呼籲當局加強《中國反家庭暴力法》的執行。

「女拳」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關注和坦率地說出生活中碰到的性別歧視和不愉快經歷,反對聲也隨之而來,有人指責她們中的一些人成為極端的「女拳」分子,還有人質疑她們加劇了社會撕裂。

例如,在楊笠因此次脫口秀而引發爭議之前,她在去年夏天因脫口秀中的另一句話惹惱了很多男性:「他明明為什麼看起來那麼普通,但是他卻可以那麼自信?」

當時,她正將男性與女性進行比較,她表示相對於很多不自信的女生,男生無論在長相和學業上都更加自信。這句話後來成為很多女權主義支持者標誌性的口頭禪,用於批判不尊重女性或有大男子主義傾向的人。一些人還創造了「普男」等簡略版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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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將男性一棍子打死?」表示不喜歡「普男」這個詞的小楊說。「她們可以批評一個具體的人,但不能說男性都怎麼樣怎麼樣,這對其他的男性不公平。」他還認為,一些女權人士如今在依靠女權「收割流量」,用出格的話吸引粉絲。

對這句口頭禪感到不滿的人還包括國際關係學院法學教授儲殷,他在抖音上表達了自己的抗議。「你真的以為你是小公主嗎?」他反問道。「沒有公主命,還得了公主的病。」

儲殷在12月還撰寫了長篇博客文章,批駁楊笠等人在搞西方社會的「性別政治」。他警告這是資產階級「為了瓦解勞動階層的團結而製造出來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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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世界冠軍柯潔曾與女權人士在互聯網上交火。

與女權主義者多次交鋒的知名人士,還有被稱為「棋王」的柯潔。

今年23歲的他曾多次代表中國獲得圍棋世界冠軍,但他在微博上的很多帖子被認為不尊重女性,其中包括他將一名女明星的生產比喻為「下蛋」、嘲諷女棋手相貌和使用emoji符號諷刺女權人士是「女拳」等。這引發了他和女權支持者之間曠日持久的網上對戰。

2020年5月,柯潔被雲南省提名為「全國先進工作者」,但一些網民很快發起舉報運動,向當局發送了其進行網絡罵戰的截屏,最終他沒有入選。

是否極端?

現居美國的呂頻是中國知名的女權活動人士。她承認如今中國支持和反對女權的聲音在不斷變得「極化」,兩者也在很多不同問題上勢同水火。

「我能理解一些觀點,讓另外一個性別會有些尷尬,」呂頻對BBC說。「你發現現在也沒有中間立場了,中間的地帶在不斷縮小。」

呂頻認為,一些激進的發言沒有「在就一個具體的性別權利問題提出一個協商,而是不自覺地把這些問題與另一個群體所對立」,當進行到這一步時,另外一個群體可能會覺得自己的迴旋的餘地也比較小,從而導致反彈。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20年4月,一名微博用戶發帖講述自己在女權意識覺醒後試圖讓孩子改成母姓卻遭到反對,最終決定離婚的經歷。此事一齣便引發中國網友們的激烈爭執。一些女權支持者認為這是正當的要求,但反對者指責她「小題大做」,在炒作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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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名婦女正在參觀上海的一個反對家庭暴力的展覽。

隨著爭議發酵,很多網友前往讓孩子隨夫姓的網絡名人「Papi醬」社交賬號留言,批評她標榜自己是「獨立女性」卻不注重「冠姓權」,甚至使用了一些侮辱性的綽號,這一度引發了社會輿論對女權的不滿。

不過,呂頻認為造成該現象的更主要原因是女權人士提出的很多問題和政策性期待長期沒有被認真對待或獲得回應,其中包括很多「制度性問題」,讓很多女性覺得能通過協商解決訴求的空間很小。

讓中國很多女權人士失望的是,今年新實施的《民法典》中,中國的立法部門不顧輿論反對,在離婚程序裏增加了30天冷靜期制度。這使夫妻雙方獲准離婚之前,雙方有時間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一些人擔心家暴受害者可能會在這段時間內遭到更多暴力,而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女性。

此前,中國便出現了諸多遭到家暴卻「離婚難」的案件。2020年8月,河南省商丘市的一名24歲的女子被丈夫狠狠毆打後,從窗戶跳下逃生,導致雙下肢截癱。但當這名女士試圖和丈夫離婚,並向法院提供了這一事件的閉路電視錄像作為證據後,法院拒絶批准離婚,並要求雙方調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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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頒布的《民法典》在離婚程序裏增加了30天冷靜期制度。

後來,她將視頻上傳到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關注。在憤怒的輿情面前,法院批准了她的離婚。

此外,很多女權人士在#MeToo運動中呼籲建立高校防治性騷擾機制,也在經歷了民間大討論後變得遙遙無期。2020年中國高考結束後,一個民間組織給中國的55所大學打了電話,詢問學校是否有防範性騷擾的措施,但沒有一所表示有反性騷擾培訓、申訴渠道或調查處理機制。

「天然的同盟」

中國女權主義者面臨的反擊並不是特例。#MeToo運動後,世界上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對於女權主義的質疑甚至是反對聲浪。

在傳統保守思想深厚的韓國,隨著女權主義一路高歌猛進,一些感到不滿的男性站了出來,走上街頭進行反女權示威。組織者表示,他們致力於「爭取法律公正、反仇恨和真正的性別平等」。

在法國,巴黎市政府在上個月被意外地罰款90,000歐元(約合110,500美元),原因是市長在2018年任命了更多的男性晉升,被認為違反了法國促進就業性別平等的法律。

但呂頻認為,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女權主義者面臨的輿論壓力與來自政治的壓力緊密相關。

「我們的政府的確從來都沒說支持男權,但實際上中國本身是一個父權的政治,這些指責女權的人擁有的制度性支持永遠比女權主義者要多,」她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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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子控朱軍性騷擾案去年12月在北京開庭,很多支持者前往聲援。

她表示,因為女權挑戰了現有的文化和秩序,女權主義經常被貼上「影響社會穩定」的標籤,在一切以穩定為優先的中國,反女權人士擁有了「天然的制高點」。

2018年,在#MeToo運動風起雲湧時,擁有近20萬粉絲的「女權之聲」的社交媒體賬號被審查者永久封禁。一些讀者和女權人士寫信向百餘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呼籲關注被封號一事,但未收到任何回復。還有人向網信部門提交了信息公開申請,但也杳無音信。

「(政府)不僅是他們拉的一個保護傘,而是他們本身就是天然的同盟,」她補充道。「現在很多人說女權是境外勢力。他們的這種話術為什麼會有效,因為他們完全複製和延伸了政府的話術。」

2020年12月,在上文提及的央視知名主持人朱軍被控性騷擾案開庭前,有百餘名支持者前往法院門口聲援指控者弦子,但這一事件幾乎未見諸報端——中國並沒有禁止媒體報道正在進行的訴訟案件的法律條款——唯一報道該事件的媒體「財經網」在發稿後的數小時內突然刪除了相關報道,但未給出原因。

法院後來宣佈休庭。與官方媒體的沉默形成對比的是,不久後很多有影響力的社交媒體博主在未提供證據的情況下,指責弦子「勾結境外勢力」,並通過輿論干擾司法。

改變

儘管中國的女權運動遇到了很多阻力,但熊婧對於女權的未來還是比較樂觀。她稱,並不擔心女權被「污名化」。

「批評聲大,首先是因為贊同的聲音是更大的,」熊婧說道。「在中國,相比於很多其他的權利問題,女權還是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存在空間,來讓大家慢慢推動這個議題。」

例如,一項全國性的草根運動正在推動在中國大學和中小學的女廁外設立衛生巾互助盒,以打破月經恥辱。該計劃目前已拓展到中國至少338所學校。流行歌手譚維維在電視演出中演唱了由真實家暴案件改編的歌曲

中國東部的浙江省則在去年7月宣佈,將向公眾開放家暴歷史查詢系統。婚戀對象只需要提供正式身份證、結婚伴侶的身份證資料,即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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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婧認為,如今很多人對於女權運動仍缺乏了解,認為這是「沒事找事」,但這「並不局限於性別議題本身」,而是處於某一種優勢地位的人很難通過同理心了解和自己處境迥異的人的想法。

「比如你在晚上一個人回家的時候,有人跟在你後面,一般的男人是不會覺得是一個多麼恐懼的事,但這種不安感是女性幾乎天天都要忍受的,」熊婧說道。「男性需要跳出自己的視角。」

在楊笠的脫口秀引發爭議後,曾在中美兩國都小有名氣的脫口秀演員黃西公開表示讚揚。「她嘴裏的『男人』並不是指所有的男人,是指一些沒底線的男人……她抖的包袱是很多男性的盲點,也許因此不被認可。​」

熊婧表示,儘管性別不平等的受害者或受影響最大的人是女性,但男性也同樣是受害者。

「很多男性本身也因這種文化背負了沉重的期待,比如要買車買房、要掙錢,他們當然會有壓抑,會有不滿,」熊婧補充道。「但他們應該想一想什麼才是真正需要改變的東西。」

繪圖:戴維斯·蘇裏亞(Davies Sur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