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投稿 - 辛亥革命︰中国保守主义的支点

……中國古史研究同各行各業一樣,在社會變革中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其中有些是體製造成的,有些則為變革過程中所難免的。在社會轉型期,難免地出現了過度重視經濟利益的情況,這種風氣也對中國的學術界或多或少地產生了影響。在廣大學人孜孜於學術研究之時,有些人則爭名於朝,逐利於市,把學術活動作為博取高明厚利的工具。

———「中國史研究動態」

清末民初,出現了兩個始終在權利與義務的對立中苦心孤詣謀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的公眾人物。其一是袁世凱,其二是梁啟超。

兩人都敵視孫中山革命黨。不同的是袁世凱先後和多種勢力對立,而對於梁啟超而言,革命黨是唯一的敵人。而且,袁世凱與孫中山革命黨的全面衝突只持續了不足五年時間,並且最終屈從於比革命黨先前的要求更苛刻的條件。而同樣身敗名裂的梁啟超自1903年起終其一生不遺餘力地詆譭孫中山革命黨。

但是即使如此,兩人都無力提起對辛亥革命的批判。

非難矛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時至今日,屈指可數的袁世凱的擁躉和梁啟超處世哲學的信徒變本加厲地把非難的矛頭指向辛亥革命,指向始創於辛亥革命的中國政黨政治和議會制度。

他們所提示的依據不是斷章取義就是無中生有。起初,他們還有機會強調自己的批判與專制勢力的宣傳在視覺上的差異,試圖從中獲取批判的正當性。但是,單純的形式上的差異畢竟掩蓋不住兩者在手段與目的上高度的趨同性。最終,他們索性公然向專制勢力示愛,言之切切地散佈現在會要誰的命的聳人聽聞,驚世駭俗地主張變革是特權者的天賦特權,等待特權者回心轉意才是百姓的本分的謬論。

偉大的革命時代必然是偉大的立法時代。所以和專制勢力的矮小化宣傳利用一樣,在他們對辛亥革命的非難中臨時約法﹑國會選舉和地方自治統統避而不談。他們所描述的辛亥革命是充斥著血腥的破壞運動,革命黨人是沒有價值信仰的不逞之徒,不識時務的烏合之眾。他們把理性等同於麻木和冷漠,把現實主義歪曲成解體政治文明原則的策略,把實用主義解釋成是非善惡標凖的終結。他們以法治的名義為專制勢力的倒行逆施從容辯護,以自由的名義向野蠻血腥的殖民勢力獻媚爭寵。

他們不是勢力上的弱勢。他們也不承認自己是智力上的弱者。弱勢者缺乏伸張正義的能力,也不會有為虎作倀的膽量。但是,他們不是強者。他們的意識是千年專制文化的受害者,他們的行動是千年專制社會的受害者。但他們以此為榮。他們崇拜千年官制儒教的力學信仰,手法上悉心揣摩梁啟超對無風險博弈的身體力行。他們隨時凖備著再一次出賣與背叛,並以此為美。他們聲稱發現了成就北洋軍閥未竟大業的第三條道路,也就是持續掩蓋現實,並篡改更多的歷史。他們以此為生。

民族自覺

作為制度革命的辛亥革命把中國帶進了民族自覺時代,完成了由天下意識到國家認同的轉變。在派閥權爭的泛濫中,辛亥革命首次把政治學的價值基礎運用到了社會支配體系的構造中。同時辛亥革命也復興並廣泛繼承了傳統文化。之所以不主張把辛亥革命設定為中國保守主義的原點,是因為在此之前華夏已有數千年的發展,歷代先賢已經在眾多重要領域完成了基凖設定。比如至少可以把史學保守主義的原點從辛亥革命引伸到之前兩千年的春秋時代。無論在實質上還是形式上齊國太史四兄弟都完美地確立起了史學保守主義的價值基凖。

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值得保守的社會價值的主要部分時至辛亥革命都被確立起來了。顯而易見,無論是積極追求的結果也罷,還是被動適應的產物也罷,這個確立過程始終是激進的。一如各國保守主義者的主張都是對激進之後的價值構成的保守一樣。

在中國,過往的百年是對近代價值的保守與破壞的百年衝突,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與反動的百年對抗。雖然辛亥革命價值的制度性體現尚未最終完成,但是價值認同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啟蒙已經完畢。

今天重述保守辛亥革命傳統的必要性,既是激進主義價值對一個時代的復權聲明,也是一個民族對經驗主義理念的應有尊重。仍然處於辛亥革命陰影中的人有多種類型。其中至少有一種類型是可以交流的。這就是被機械主義逆向思維所困擾的恨烏及屋型的反專制主義者。他們僅僅是忽視了專制的欺騙宣傳構造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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