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中国：解读中共高层新动向-各派争而“蹈矩”

最近，在中共十八大籌備緊鑼密鼓之際，媒體上頻頻傳出了一些耀人眼目的消息，如「江澤民為揚州泰州機場題名總參表祝賀」，和汪洋語出驚人：「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以及路透社兩次報道稱「十八大可能推遲」召開，等等。這些消息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高層近一段時間裏在權爭與政治操作方面的些微動靜和情況。

江澤民題名示威，汪洋「語驚四座」

5月8日，揚州泰州機場舉行揭牌儀式。江澤民為該機場題名。參加該儀式的有省委書記羅志軍、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李家祥、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學勇和李家祥，以及總參作戰部副部長孟國平等要人。孟國平「代表陳炳德總參謀長及總參作戰部對機場建成運營」和「江澤民為揚州泰州機場題名」表示了祝賀。5月９日，《揚子晚報》在報道此次儀式時稱，「軍方藉泰州機場題名力頂江澤民」。同時，中國其他官媒也相繼「高調報道」了江澤民為泰州機場題名的消息。

江澤民此舉和中共官方媒體對其的「高調」報道，無疑告訴外界一個信息，那就是江澤民仍然對中共高層（特別是軍方）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並顯示江澤民在中共十八大權力角逐中仍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與外界對江澤民及其所代表的「保守派」的實力的估計形成對比。之前，外界普遍認為，江系自「薄王事件」後在中共權力鬥爭中已失勢，胡溫聯盟完全掌控了中共黨政軍大權。然而，除江澤民的此次舉動之外，江系人物如周永康等最近仍然頻頻出現在媒體和公開場合，而「溫和派」的代表人物溫家寶卻很少公開露面和被報導。

另據報道，5月9日，中共政治局委員汪洋在中共廣東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說，「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也是建設和享有幸福廣東的主體。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並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人民首創，讓人民群眾大膽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汪洋的這番話被外界看著是，對中共一向宣傳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說教的一種突破，給十八大前中共高層的權爭增添了新的變數。不過，仔細分析一下汪洋的這些話，卻不難看出，他的說法與中共一貫高喊的「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等口號大體上沒有多大的區別。但是，人民的幸福不是黨和政府恩賜的提法，倒也有點不同尋常，而且這話又是在十八大前放出，就別有一番寓意。汪洋是薄熙來「重慶模式」的反對者，又是中共「溫和派」中的激進人物，他公開放出人民的幸福與黨和政府沒多大關係的說法，說明「溫和派」力圖對中共十八大前後的政治方向進行定調，即逐漸朝多讓人民參政議政的方向發展。

這兩個不同方向的報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說明，在十八大前後，中共高層各派為自己獲取更多的決定權和話語權的爭斗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各派都在盡最大的努力為自己營造氛圍和增添籌碼，並力圖讓外界了解自己的實力或主張。

十八大會期和常委候選人等問題

5月8日，路透社引述有關消息人士的話說，由於「對中央決策機構的組成及規模大小」意見不一，中共高層正考慮「是否把原定9月或10月召開的十八大推遲到11月到明年1月之間」。但是，最近《人民日報》卻重申「中共十八大將於下半年在北京召開」，否定了這種中共將把十八大推遲到明年召開的說法。在薄王及陳光誠事件「生亂」之後，中共高層開初考慮推遲召開十八大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最後又改變初衷決定「按時」召開這次黨代表大會，則可能是考慮到推遲會期將給中共的這次權力交接帶來更多的不利。中共高層決定「按時」召開十八大，也說明，各派在權爭的過程中也達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識，即按照黨內既定的制度和規則行事，盡量不越雷池一步。這就表明，中共「正按照既定的步驟展開十八大的籌備工作」。　

據報道，前不久，中央各部門和各省的高級官員聚會北京，「以民主方式投票推選中共十八大後進入最高決策層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9位候選人名單」。據說，北京想借此來向黨內高級幹部徵求對政治局常委人選的意見。對此，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共領導人產生的方式已越來越制度化，高層領導人一般是「通過黨內高級幹部集體選擇和投票產生」，而「不再由領導人單獨指定」。這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說：「習近平和李克強都不是只由領導人指定，他們是由300多人共同決定」的。李光耀還認為，中共以此使其黨內的民主「跨前了一大步」。看來，中共未來的兩個最重要的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已得到了黨內各派普遍的認可，代表了各派系的共同利益。這就是說，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不能只代表黨內某一派的利益，而是要在各派之間起平衡的作用。今後，他們既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否則就有可能站不穩腳跟而栽跟頭。這也就為兩人今後的操作風格和政治取向打下了烙印。至於胡錦濤退位後是否還連任軍委主席和政治局其他成員的人選如何選定，都還得要通過黨內高層的「民主方式」來決定了，而且也必須是中共黨內各派系相互較量和妥協的產物，很難僅僅由某一派說了算。由此可見，北京處理薄熙來的決定也不是胡溫一派所能單獨作出的，而是中共高層各派系集體討論與權衡的結果。

高層權力分散促進黨內民主

中共高層的這種以黨內「民主方式」產生領導人和作重大決策的機制，是由於中共內部已經沒有像毛澤東和鄧小平式的鐵腕人物和由此而產生的權力分散所導致。中央和地方權力不集中在一個人和一派手裏，而是分散在不同派系和圈子中，這就迫使北京在作任何重大決策或決定時，必須爭取黨內各主要派系的意見並力求與之達成共識。另外，自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政治運作和程序上已經不斷制度化，這也導致北京在處理重大問題時不敢輕易地改弦易張或另立章法，得按部就班行事。從近來中共高層人物的一系列動作來看，雖然各派系（不管是江系還是團派）在權爭中各顯神通，大打出手，但是這些大都在黨內運作程序和制度容許的範圍內進行，基本上（或不得已）遵循了既爭斗也妥協的「遊戲規則」。而過分超出底線或違反遊戲規則的人，則自然會遭到懲罰，如薄熙來之類等。此外，中共黨內的「民主化」進程也體現在某些地方行政區，如廣東省等地。據《新快報》報道，中共廣東省委進行差額選舉該省委常委。有分析人士認為，這種由等額選舉制到差額選舉制的轉變，具有毋庸置疑的進步意義，如果得到推廣，將有利於促進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據透露，這種差額選舉的試驗在廣東有些地方已經進行過，如「幾年前，梅州市兩位鎮黨委書記，是由100多名黨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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