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中國:習近平還會有大動作嗎?

習李剛上任時,人們普遍有較高的期待
Image caption 習李剛上任時,人們普遍有較高的期待

習李當政一週年之際,適逢中外高度關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習李剛上任時,人們普遍有較高的期待,但一年以來,並沒有看到有突破性的改革與清晰的思路,人們只能等待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近期有官方研究機構的「383改革方案」出台,總理李克強也走到前台,誓言推進改革,習李新政真的會有大動作嗎?

習的 「大動作」

其一是提出了一個夢想:中國夢,政治關鍵詞在習時代有了變化,由實變虛;其二是提出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其三是密發中央「九號文件」,展開對媒體、知識界與網絡大V嚴厲打壓,要奪回網絡陣地的主導權:其四是開展新整風運動,沿用的是毛時代整風方式,但力不從心;其五是開展聲勢浩大的反腐敗,中央巡視組赴全國巡視腐敗,面對普遍的腐敗,只能個案清除;其六是審判薄熙來,淺審輒止,並沒有對其唱紅打黑造成的惡果進行審判;

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帶有宣誓性質,因為是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集體亮相,又在國家博物館參觀百年中國展,展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引導性,隻字不談中共建政後造成的災難與罪錯。

不僅如此,習有更大的思想「跨越」,將毛時代三十年與鄧以後的三十年縫補在一起,「互不否定」,毛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鄧時代以經濟發展為硬道理,如果要尋找共同點的話,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都不重視憲法與人權,毛時代以政治方式造成人民分裂,而鄧的經濟發展造成了社會貧富嚴重分化,毛的階級鬥爭製造社會恐怖,而鄧以來的權貴經濟發展則造成了社會生態、道德生態與自然生態的破壞,並帶來巨大的社會不穩定。

秘而不宣的九號文件:習李新政以來另一個大動作是密發「中央九號文件」,從諸多媒體披露的內容看,九號文件規定了七不准:主要是不允許媒體與大學講壇宣傳民主憲政、公民社會、普世價值、三權分立等,將這些政治理念或政治改革內容視同西方敵對勢力在中國進行顛覆的陰謀,以此上升到黨國安全的高度。

正是這一文件的出籠,激活了已被邊緣化的中國左翼保守勢力,他們通過中共中央的喉舌《求是》雜誌、《紅旗文稿》、《黨建》雜誌,《人民日報》公開批判憲政民主、普世價值與公民社會,掀起了反憲政民主的高潮。儘管習近平在不同場合說過:權為民所賦、要把公權力關進籠子裏,也說過要依法治國、憲法的價值在於落實,而中共在延安時代就積極倡導憲政民主與司法與軍隊獨立。但九號文件的強大的驅動力量還是使一些媒體與學者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反對中共原初對民主憲政聯合政府等的神聖承諾,也使人們對習李新政的政治改革持悲觀態度。

Image caption 審判薄熙來是一項大動作

審判與反貪

審判薄熙來也是一項大動作,但審判者們卻不能正視其在重慶唱紅打黑過程中用文革方式,違法打擊各種經濟實體,侵犯人權,個人用極端權力為所欲為。這次審判最終只能輕描淡寫,以其在重慶任職之前貪污的二千萬入罪,草草了事,習李團隊不願意深挖薄在意識形態上的錯誤,對其所謂的打黑造成的大量犯罪行為也沒有追究,這樣的遮掩使人們想到的是紅色權貴集團在守護自己的共同陣線。

習近平改動的新整風運動無疑也是一項大動作:習不能進一步用憲政民主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就只能退一步用毛澤東的方式來解燃眉之急,毛可以踢開黨委鬧革命,也可以炮打司令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根無形的政治棍子,毛澤東運用起來就金箍棒一樣可以橫掃一切,一切人在他的棍子之下都可以成為牛鬼蛇神。

當習坐陣河北省委整風會議時,沒有一位官員敢抬起眼睛來問一句總書記:您的自我批評稿是怎樣寫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參考一下?

全國人大應該監督中央常委與委員,但全國人大是黨領導下的一個機構,共和國之初的五四憲法明確規定,共和國主權在民,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為什麼人大淪為被領導者(橡皮圖章)?因為毛澤東1957年擅自將中央常委的政治權力凌駕到全國人大之上,毛靠什麼擅權?靠黨指揮槍,即毛澤東指揮槍。槍桿子可以出共和國政權,槍桿子也可以出黨國專制政權或毛澤東個人極權。直到1974年,又挾持全國人大通過立法,人大接受中共領導,毛澤東在反右與文革中顛覆了共和國國體,不僅導致一系列的政治災難出現,也使共和國體制演變成為黨國體制。

習近平能不能把毛時代顛覆的人民主權恢復,將考驗習近平的政治勇氣與膽略,也考驗新的中共領導團隊。即便按照1949年聯合政府建政的體制,全國人大與政協監督與領導黨,黨監督黨政系統,而人大代表由各地選民公開選舉產生,政協委員由各民主黨派產生,正是這一政制被破壞,才有毛時代的政治動蕩與改革開放後的經濟亂像。

習李新政在反貪方面也有大動作,中共自我反貪,運動式反貪,卻不致力於改革產生腐敗的體制土壤。中紀委是一個超然於法律的機構,儘管王岐山主政中紀委打擊貪腐力度越前,通過巡視制度與網站建設,也得到好評,但為什麼不獨立建立一個廉政公署,並接受全國人大監督,與司法部門聯動。紀委反貪,因人而異,如何通過制度而不是通過個人,使國家反腐敗常規化。

改革開放

人們普遍期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由核心研究機構公開的383改革方案,我們看到的也只有形而下的一些改革:土地改革、戶籍改革、金融改革、行政機構簡政放權,甚至還有檢察與司法部門由中央垂直管理,這一方案只是在經濟與行政領域有一些變化,這些行政領域的改革如果成功,則可以釋放一些經濟活力,使中央法治威權得到一定程度強化。

但當政黨本身的改革與開放呢?黨在中國擁有絕對的權力:黨領導司法、黨領導軍隊、黨領導宣傳與壟斷真理、黨領導所有幹部、黨管控社會、黨壟斷信仰與夢想、黨還壟斷教育與知識,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黨不用改革與開放。從毛時代到鄧時代,當政黨犯的災難性罪錯,都與權力絕對集中獨裁有關,改革的鐘聲為什麼不能在新華門前敲響?人民要通過競爭獲得生存保障,黨為什麼是例外?黨既然有三個自信,為什麼害怕政治市場化與公開競爭?黨犯過的罪錯,如何公開,如何懺悔,並向國民謝罪?黨如何保證不重犯反右與文革罪錯?黨如何保證最高權力不被野心家篡奪?黨的中央領導人,如何定期公開向全國人大批評與自我批評?

習李新政以來,大動作從沒有斷過,但這些大動作都是維護威權,甚至越過法律底線來打壓異已,而383改革方案,也只是為了強化當政黨威權,如果當政黨是為了國家人民而改革,那麼,首先要改革的是中共超越法律的特權,把國家主權還給人民,全國人大應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讓每一個公民獲得基本的人權保障,獲得憲法賦予的言論、集會、結社、信仰、免於恐懼的自由。政治家不致力於政治文明建設,而只致力於中央集權與個人威權。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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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唱著從來沒有救世主,又天天盼望某個中共的官員成為救世主的人群,好像結果就是這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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