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中國: 從單獨二孩實踐看中國人口決策的缺陷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人口政策能「動」起來,說明決策層有政治勇氣 圖片版權 BBC World Service
Image caption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人口政策能「動」起來,說明決策層有政治勇氣

最近中國社科院發佈《經濟藍皮書》,副院長蔡昉呼籲盡快向「全面放開二孩」政策過渡。看來蔡昉的觀點發生了巨變。

2012年他領銜完成的《中國人口發展報告2011/12》,預測全面二孩,生育率(孩子/婦女)會反彈到4.4,每年出生4700萬;單獨二孩,生育率也會達2.4。因此反對全面二孩。

單獨二孩實踐表明他們的預測錯的離譜。蔡昉在藍皮書上也改口說:單獨二孩生育率只能提升到1.6;全面二孩甚至更大幅度調整,生育率也只能達1.94。其實他的新建議仍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看看單獨二孩實踐。我在《經濟觀察報》的《停止計劃生育後會補償性出生多少人?》,根據單獨二孩申請,推測合計只會多生135萬人。

我的分析還過於樂觀,因為山東的數據有大量水分。截至10月31日,全國只批准83.8萬例申請,山東竟佔其1/4!山東與河南是鄰省,文化接近,人口相當,同時放開單獨二孩,河南在185天內只批准26177例申請,而山東在154天內卻批准20.73萬例!即便山東日均申請數是河南的2.5倍,到10月底也只批准5.45萬例,全國只批准68.5萬例,那麼合計只會多生102萬人(遠低於翟振武所預測的1000萬),生育率只能在1.2左右(遠低於蔡昉2012年預測的2.4,也低於他最近預測的1.6);全面二孩的話,合計只會多生1013萬人(遠低於翟振武預測的9700萬),峰值生育率達不到1.7。

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能達1.9就不錯了,幾年後將回落到1.6,然後沿著台灣、韓國的老路(社會發展水平超前中國大陸21年、23年,2013年的生育率只1.07、1.19)下降,總人口很難達14億,今後面臨的是人口銳減和極端老化,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也將是「新常態」。

蔡昉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翟振武是中國人口學會會長。從單獨二孩實踐可看出中國智庫體系存在致命缺陷,滯後於美國上百年。學者揣磨領導意圖、進行「科學詮釋」,根據「政治」而不是「學術」下結論;久之,既喪失了承認、說出真相的勇氣,又喪失了「科學論證」的能力。

比如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後就低於更替水平,2000年普查顯示只1.22,說明至少在1990年後就應停止計劃生育。而即便1980年、2005年就停止計劃生育,人口也達不到16億、15億。我在2004年判斷,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只能達1.8、1.9」,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中國還在等什麼?」。但是2004年顧寶昌、翟振武等人口學家的《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認為2000年出生1771萬,將生育率修改為1.6;其實2000年普查0歲人口只1370萬,2010年普查10歲人口只1445萬,2013年初二、初三學生平均只1472萬。他們預測全面放開二孩,人口將達16.07億;建議採取為期15年的過渡方案,到2020年全面二孩,生育率能穩定在2.0,總人口會達14.7億。主觀上,他們在推動政策調整;客觀上,仍是「人口恐嚇」。

我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提出「停止計劃生育也難阻人口銳減」。2009年網民一面倒支持停止計劃生育。但2009年顧寶昌、彭希哲等人的《關於人口政策調整的再建議》卻認為「多數人口學者所接受的生育率」是1.6,並將1.6作為最佳生育率預測。2010年普查證實生育率只1.18;但是2011年在清華開會,「多位與會人口學者」卻認為有1.6,彭希哲更是在《科學》上發文向國際社會宣佈中國生育率為1.63,意味著人口政策根本不用調整!

1994年彭佩雲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的《行動綱領》;《綱領》反對生育的「配額、指標、強制」。顧寶昌是聯合國人口基金的長期顧問、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國際合作部部長,熟知《綱領》,但是2004年、2009年兩次聯名建議對《綱領》都隻字不提;2004年到2014年的各類建議全是「配額和指標」。

頸動脈體的正常作用是監測血氧,高血壓患者的頸動脈體給大腦傳輸「血氧過低」的錯誤信號。智庫相當於決策的「頸動脈體」,中國主流人口學家給決策層發出錯誤信息,而自己卻以政策推動者自居,在努力說服頑固的決策層。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人口政策能「動」起來,說明決策層有政治勇氣;之所以只實行單獨二孩,是因為蔡昉、翟振武課題組預測:全面二孩,每年將出生4700萬、4995萬,將超「15億人口上限」。面對這種恐嚇,即便秦皇、漢帝再世也不敢停止計劃生育!

翟振武2014年3月在《人口研究》上還堅持說全面二孩後每年出生4995萬,但11月在《國家行政學院學報》上又改口說只會出生3100-3850萬。蔡昉現在改口說全面二孩甚至更大幅度調整,生育率只能達1.94(出生2000萬)。他們的觀點可以變來變去,但每年損失的數百萬人命能復活?我與主流人口學家沒有私仇,只有公憤!

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及倒查機制」,呼格吉勒圖案專案組組長馮志明已被「追責」調查。但是國家衛計委和中國人口學會能夠承擔得起因為誤導決策而累計損失的上億人命的歷史責任?

我要重申在2013年版《大國空巢》中的一個觀點: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學術的多樣性對學者是一種保護,學者的錯誤能被他人糾正,不必為學術的失誤承擔政治風險,決策的科學性也得以提高。對於決策層來說,不要將學者(尤其是主流學者)太當回事,也不要將學者(尤其是獨立學者)太不當回事。人命關天的教訓,中國該全面反思目前的決策智庫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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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反饋

根據這篇文章,「山東與河南是鄰省,文化接近,人口相當,同時放開單獨二孩,河南在185天內只批准26177例申請,而山東在154天內卻批准20.73萬例!」

我的疑問是:易富賢憑什麼斷定是山東的數據有水分而非河南的數據被壓縮?

其實易富賢以前在玩數據時也鬧過類似的笑話,比如說那個失獨一千多萬的數據,未嘗不是另一種類型的「人口恐嚇」。易富賢這類人還特別喜歡借人權說事,那就給你拔高一點,叫「人權恐嚇」吧。

建議易富賢把那個「公式」修改一下,改成:search+search-不符合易富賢觀點的證據 =易富賢式research

,未署名

這在中國就是個笑話,計生政策這個惡政早已成為計生辦牟利的工具!

未署名

完全支持作者觀點。人口問題上,日本、台灣、韓國的教訓已是如此深刻,我們還在倒行逆施。幾十年後,誰能承擔起這位歷史罪責?

未署名

遺憾的是,他們更多考慮的是近期利益。例如百萬計生工作人員。

Sam,

王婆賣瓜,青蛙呱呱

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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