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詩人拜倫在20世紀中國的「變臉」

拜倫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袖級人物。 圖片版權 BBC Sport
Image caption 拜倫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袖級人物。

英國著名詩人,浪漫主義代表拜倫,他的作品自上個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其形像變遷經歷了幾次不同的「變臉」:他是20世紀初的「英雄詩人」,革命浪漫主義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期「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表。

1978年之後,對拜倫作品的研究開始在文學範疇內展開。

詩人拜倫

英國詩人拜倫,全名喬治·戈登·拜倫,1788年出生,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袖級人物,天生跛一足,父母都出自沒落貴族家庭,10歲時,繼承家族爵位和產業,成為拜倫第六世勳爵。

在大英圖書館網站上能找到拜倫的主頁,上面這樣介紹他:「拜倫勳爵(Lord Byron)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自由而獻身;在政治觀點及個人道德上,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身為詩人和冒險家,他是個浪漫主義英雄的化身。勳爵以其英俊的容貌,駭俗的看法,和魯莽的行為聞名於世。他是浪漫主義運動的領袖級人物。」

拜倫生活的時代,歐洲正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時代,法國啟蒙思想也隨著法國大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啟蒙主義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對拜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劍橋大學畢業後,拜倫開始遊歷南歐和西亞,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受當時所見各國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戰爭所鼓舞,拜倫創作的詩歌作品《哈羅德公子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使他一躍成名。而他最為著名和極為成功的作品,則是他的諷刺體史詩《唐·璜》(Don Juan)。

拜倫在詩歌裏塑造了一批「拜倫式英雄」,他們大都是高傲、孤獨、倔強的叛逆者,反抗國家強權,社會秩序和宗教道德,並追求自由,倡導人類的公平和平等。拜倫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革命鬥士,捐款幫助希臘籌建艦隊,加入希臘反抗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民族解放運動。

拜倫死後,希臘獨立政府宣佈拜倫之死為國葬,全國哀悼3天。

民族主義戰士和英雄

「瑪拉頓後啊,山容縹緲,瑪拉頓前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該有自由回 照! 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 」

這是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名作《唐璜》(Don Juan)中的《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的片段,1902年梁啟超首次將它翻譯,放入其文章《新中國未來記》中,刊登在《新小說》上。

梁啟超戊戌變法期間,提倡開學校,譯西書,改革科舉制度,為維新變法所用。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 為「廣民智,振民氣」而創辦《新小說》等報刊。同時,一些精英知識分子也認識到文學和藝術對於啟迪民智的重要,拜倫和其作品也帶有強烈的英雄主義精神。

梁啟超認為「整個《唐璜》就是一部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 充滿了憤怒、蔑視、威脅和呼籲」的作品,並且不時地「吹出革命戰爭的號角那一陣陣響亮的長音」。梁啟超對《哀希臘》的譯文中,「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 」這樣強烈的排比和躍然紙上的情感呼喚,實則表現了梁啟超渴望社會變革,實現自由民主的願望。

在此後的幾十年,拜倫作為一位英雄,其詩作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被魯迅,蘇曼殊,胡適等屢屢翻譯,在中國傳播。

魯迅曾經在《墳·雜憶》一文中說到:「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

拜倫作為西方浪漫主義詩人,在中國最初的形像是一位民族主義戰士和英雄。

圖片版權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Image caption 英國著名詩人,浪漫主義代表拜倫,他的作品自上個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其形像變遷經歷了幾次不同的"變臉"。

革命浪漫主義

清末民初時期,以梁啟超、蘇曼殊、黃侃、魯迅、王國維等人對拜倫的早期譯作為代表,拜倫成為了呼籲社會變革的英雄。1924年拜倫逝世100週年時,中國作家和學者對拜倫進行了更全面的介紹,包括沈雁冰,鄭振鐸,趙景深等, 鄭振鐸更評論說「我們喜愛偉大的作家,我們更喜愛偉大的反抗者。」( we love great writers, and we especially love great rebels. )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拜倫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變化。

拜倫被稱為「革命浪漫主義派」(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詩人,這股源自蘇聯的理論潮流對中國文學界產生很大影響,蘇聯學者認為,"革命浪漫主義是推動革命最有效的方式。"

受此影響,中國大陸學者關於拜倫的第一篇論文標題就是「革命浪漫主義拜倫的詩」,於1956年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拜倫如果活得長一點就會變成反動資產者 。」 這句話來自於《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於1958年在中國出版, 這似乎為中國的拜倫研究者提供了底氣來顛覆蘇聯研究模式。隨後,發表於主流文學雜誌的兩篇文章,作者安旗撰文的「試論拜倫詩歌中的叛逆性格」,以及楊德華所著的「試論拜倫的憂鬱」,都表明了同一種觀點:拜倫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鬥士,不是工人階級的代言人。

一場風暴在醞釀,「文化大革命」前期,一場關於拜倫的論戰在《光明日報》開始了。

1964年,一篇題為「拜倫和拜倫式英雄」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作者袁可嘉總結了拜倫式英雄積極面和消極面,作者認為在拜倫創作的年代,這種積極面適合民主革命的潮流,從而在字裏行間透漏出對拜倫式英雄所追求的個人自由、個人反抗等精神的欣賞和嚮往——這在那個話語權被嚴格審查的年代,必然會遭到批判。隨之而來的是對此文的尖銳批評,並指出作者「誇大 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性,歪曲了資產階級的歷史面貌」,並將拜倫式英雄的基礎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1960年代,拜倫基本上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表,學術研究已經演變成為政治批判。於此同時,其它西方文學家比如羅曼.羅蘭,雪萊,雨果等也被貼上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標籤。

Image caption 拜倫故居——鈕斯泰德府邸就坐落在如詩如畫的草坪上,整座建築古樸莊嚴,裝飾精美。

1978年以後:回歸文學本身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對拜倫作品的研究開始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比較文學,詩歌藝術和流派,詩歌體裁,哲學和詩歌美學研究等方面,回歸到了學術研究的範疇。

拜倫詩作在中國的翻譯和研究當中,兩位學者的名字不得不提,一個是查良崢(筆名:穆旦),和金庸(查良鏞)為同族兄弟,一個是王佐良。

查良崢自己是一位優秀的詩人,曾在西南聯大執教,後留學美國,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譯著頗多,包括普希金,雪萊等等,晚年完成翻譯拜倫的巨著《唐璜》,被譽「為不遜於原文的完美長詩」。

王佐良多年研究和翻譯英國詩歌,將英國文學系統而全面地介紹到中國,著作《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將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濟慈等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興起與發展,重新定位浪漫主義詩歌的價值,並對這些詩人包括拜倫進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本文作者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李鷗教授在倫敦亞非學院的「拜倫在中國」的主題講座,以及張旭春,戴從容等學者的論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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