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錦雄:香港反對派人士化身大陸同志倡議者的掙扎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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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張錦雄(中)20多年前證實患有愛滋病,以自己做例子證明愛滋病人與常人沒有很大分別。

聖誕節對張錦雄(Ken仔)來說,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日子,1990年聖誕前後,當年15、6歲的他邂逅了第一位男朋友,正式踏入同志(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的圈子;1995年平安夜,他發燒、肚瀉、肺炎重病被送入院,結果確診了愛滋病。1999年聖誕節,他在平安夜活動中,向記者「出櫃」訴說自己作為愛滋同志的經歷——他當時用化名、帶太陽眼鏡和帽子。

多年前,愛滋病被形容為「世紀絶症」。如今,這位香港土生土長的男同志愛滋病患者,以自己作為最佳例子,愛滋病不是「世界末日」,凖時服藥仍然可以如普通人一樣,活得精彩。

這20多年來,他的人生真的「活得精彩」,有著多個頭銜和身份,他是「香港彩虹」創辦人,這個1998年成立的組織,是香港當年唯一一所專門為同志提供服務的社區中心。

後來,他加入香港反建制勢力,參與多個被中共及建制派視為「眼中釘」的組織,他是「長毛」梁國雄所屬政黨社民連的創黨成員,曾擔任以「平反八九民運」為綱領的支聯會常委,也擔任專門籌辦大型反對派遊行的民陣發言人。他曾經帶領群眾高叫「特首下台、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但2009年開始,他逐步脫離香港的政壇,選擇到大陸推動同志平權、愛滋病防治及患者輔導工作,並在幾年前,參加安徽衛視電視節目《超級演說家》,分享自己對抗愛滋病時得到身邊人支持的故事,一句「沒有愛,有再好的藥物都沒用」感動了不少觀眾,令他成為一個微博逾22萬粉絲的大陸小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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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張錦雄(右二)曾經在香港「六四晚會」台上主持及領唱。(圖為2003年6月4日)

為甚麼到大陸?

十年前的大陸,同志、愛滋病等議題仍然十分敏感,張錦雄領導「香港彩虹」的日子,接觸不少專程來拜訪的大陸同志團體,並獲邀到大陸演講,在活動中,他見到無數年輕大學生,對性別議題展現無窮的求知慾。

張錦雄說,在香港演講,香港學生並不在乎講者說甚麼,但在大陸的大學演講,講堂上總是擠滿幾百人,座位也不夠,學生們錄音、抄筆記、積極參與,有人由其他城市坐兩小時巴士,就是為了聽他一席話。

「內地勾起我一些使命感,原來內地的同志運動是可發展、有機會的,有很多年輕人願意出來,他們需要培訓的機會和經驗,」他說。

張錦雄2009年創立「彩虹中國」,每年花約一半時間身在大陸,9年間踏足60多個城市、過百間大學,四處演講和為當地的人提供針對愛滋病防治及同志輔導的培訓。「彩虹中國」不是大組織,他到大陸工作,要靠當地組織提供交通費及演講費,也曾有透過騰訊99公益籌款,為感染者及同志提供服務。

有一次,張錦雄到廣州的一間大學做公選科課堂的嘉賓,但活動舉行前,負責老師宣佈取消——原因不明。

幾百名在場學生大失所望,於是在校園尋找其他課室,課堂結束便集體去一間空置的課室,讓張錦雄在不用器材的情況下講述他的經歷、性別、性傾向議題,但不足半小時,學校的職員來到要求張錦雄離開學校。

「兩個女學生對我說,她們已經是心理學四年級,但從來沒有一門課講同志議題,她慕名而來上這一課,她說真的很想聽他講課,反問為何學校不讓學生了解這些事。」

這批學生在微博發聲明,要求校方解釋不讓學生聽講座的原因,後來,他們逐一被校方召見,微博的聲明從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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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以前的「七一遊行」,經常見到他出現,但近年,他已經沒有再去遊行。(圖為2003年7月1日)

在大陸遇到的挑戰

張錦雄具備香港反對派色彩的背景,2014年香港爆發爭取普選的佔領運動,以及去年年底大陸出台《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種種原因,令他近年在大陸的工作愈來愈困難。

他的組織「彩虹中國」在香港註冊,被視為「境外組織」,在大陸參與活動,主辦方要在兩個月前申請及報備,很多學校老師怕麻煩,令張錦雄邀約大減。

按法律,他可以在大陸註冊,但需要填寫犯罪紀錄,張錦雄在香港曾因示威被控阻差辦工以及被控非法廣播,他對自己能否順利在大陸註冊組織深抱懷疑。

「資源、錢、或人也不是問題,是制度與國情。國情時常都在轉變,鬆緊不一,未成名前做嘉賓去學校演講,其實沒有人管,但當組織漸大、或者香港發生『佔中』、『六四』、『七一』時期,無論講甚麼題目,也不希望有我回去演講。」

現在他出席活動盡量保持低調,事前不會在微博宣傳,也不會四處張揚他到哪兒演講,在大陸打滾多年的他,早已習慣避談「人權」、「組織」、「運動」、「遊行」等字眼,只會稱自己「做公益、辦教育活動」。

今年年初中國修憲討論熱烈之時,他原本計劃在鄭州、西安、重慶出席不同的活動,但在首站鄭州,公安要求他立刻回香港,連西安、重慶也不能去,這次事件嚇得他在深圳聘請的助理也要辭職。

之後張錦雄再次低調重返鄭州,希望出席另一個由其他組織舉辦的講座,但坐火車途中,他得悉講座被取消,在火車站,他又遇見執法人員,並且「被旅遊」去參觀少林寺。

「他們對我說,以後去鄭州都要通知他們,會很熱情招待我、全程陪著我,即暗示我不要再來,」張錦雄說,「有公安對我說,查到我是支聯會、社民連的一員,雖然是2009年之前的事,但很難不令人聯想,不是現在說沒關係就沒關係,他們說保留對我的懷疑,但無法對我完全信任。」

他對BBC中文表示,已經決定年底解散「彩虹中國」,日後只會以個人名義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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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兩地均吃力不討好

大陸官方對他不信任,而在香港,張錦雄同樣備受質疑。

「有部份人直接說我被人收買了,我可以用人頭擔保,我的價值觀從來不是錢那一方面,」張錦雄說,自己退出香港政界後投入大陸同運時,經歷一段要到餐廳打工賺取生活費的日子,每月花10幾天賺錢應付基本生活開支,其他日子均會到大陸工作。

張錦雄投身民主派政圈是有一點誤打誤撞,起初是為了「香港彩虹」的發展,而結識包括支聯會在內的團體,後來因為他「會唱歌和主持」,而獲支聯會看中,可以在活動擔任司儀,在示威活動台上主持、唱歌。

「我成為了『社運界口水歌歌手』,」他笑說。

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抗議國家安全法23條,當年28歲的張錦雄,在維多利亞公園的起步點台上,連續幾小時不斷唱歌、主持。在民陣和支聯會的日子,他有份籌辦「六四晚會」、「七一遊行」,經常做司儀,帶領群眾叫喊「平反六四」、「特首下台」的口號。

後來,社民連籌組時他獲邀成為創黨成員,張錦雄說,社民連是第一個政黨把同志議題放入黨綱,為日後其他政黨,加入性小眾內容而鋪路。

但是,他無法在社民連黨內爭取參與2008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後也沒有獲聘做議員助理,在黨內他沒有特別身份,政途上的挫折,令他只好專注「香港彩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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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他在示威現場台上拿著麥克風的日子,已經不復再。(圖為200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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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張錦雄(右)是社民連創黨成員,但後來與黨內有分歧而與幾名黨友一同退黨。(圖為2007年)

但無論在社民連、還是「香港彩虹」,他也和當中人存在分歧,最終相繼離開有份創立的兩個組織。在社民連,他和其他黨友不滿領導層及質疑社民連賬目問題而退黨;而在「香港彩虹」,他的組織沒有獲得足夠資助,加上他希望組織未來更專注於社工服務,與其他人意見不合,他決定退出。

2010年,香港發生「五區總辭」事件,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為了爭取普選辭去議員職務,希望把補選視為變相「公投」。

張錦雄做了一個令他後悔的決定,他宣佈參加這場補選,與昔日黨友「決戰」。

結果,這次「叛變」引來民主派人士不滿,參選令他失去昔日的朋友和戰友,他最終得票也只有2.1%。

「香港民主派中,有些人對我不信任,問我是否被人收買,有錢可以參選,但其實那幾萬元,是『香港彩虹』一個義工借給我,我到現在只還了一萬塊,我也十分愧疚,所以之後我努力做侍應。」

那時候參選,除了是為了對社民連表達不滿,也是希望成為首任「出櫃」的立法會選舉參選人。

「我那時候很年輕,不夠成熟,政治閲歷不多,可能我真是不適合從政,又或者我比較單純、天真,政治裏面,不論左中右、政黨、政府都好複雜、好多勾心斗角。」

「這是我人生暫時最後悔的事。」

回望這段加入民主團體的日子,他說初心是希望把同志議題帶入政治,也許就是因為他在民主陣營不斷重覆又重覆地提出性別議題,才令更多民主派團體關注。

「與其說我有從政的方向,不如說我只是用他們平台去表達我想說話。」

離開了兩個香港所屬組織,加上在大陸感受到同運冒起的勢頭,一推一拉的情況下,他選擇了北上服務,淡出了香港政圈,暫時不考慮參與任何香港政治相關的工作。

2014年香港發生的佔領行動,張錦雄也只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眼見新一代早已比他激烈。

他沒有打算身在運動的前鋒,「衝完之後又怎樣?打官司?你有甚麼好處?」

如果他遲一點出世,也許他就是那些衝上前被捕的年輕人。他已經不是站在前線的人,也不再是2003年大遊行的那位28歲熱血青年。

「我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有一種無力感,我只能顧好自己,我做不到大事、大運動,不如做一些協助愛滋病感染者和同志的工作,這些事情很實在,自己開心又幫到人。」

「有時候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有些事情過了便是過了,不能回頭。」

中港兩地的同志運動

張錦雄在香港政界打滾稱不上是成功,但他在中港兩地同運上卻是功不可沒。

在香港,2005年,他參與籌辦香港首屆「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活動,當時社會風氣趨向保守,幾百個團體在活動前半個月聯署登報反對同性戀,當年這場只有幾百多人的小規模遊行,主辦方要凖備面具,因為許多參加者不希望「出櫃」,未能以真面目示人,但抵達終點時,一批示威者脫下面具感動而泣,自此這個活動成為傳統,十幾年過後,香港的同志遊行成為年度的嘉年華活動,何韻詩、黃耀明等明星相繼「出櫃」,令運動走入新的階段。

在大陸,這些年來受他培訓、啟發的青年,漸漸成為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同志組織武漢同行同志中心的創辦人黃豪傑,是當年受張錦雄啟發的一員。黃豪傑對BBC中文說,因為在活動中認識了張錦雄,發現同志運動有無盡的可能,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全職的同志服務工作者,所以他也投入了大陸的同志、愛滋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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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湖南長沙2013年曾經有百多名同志在街上游行,張錦雄也參與其中,他對大陸同運活躍感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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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大陸有更多年輕人站出來爭取同志免受歧視。

張錦雄傳授了大陸同志組織如何管理和籌辦同志、愛滋相關活動,具體地描述了同志中心運作的實務,他也把「Free Hug」(免費擁抱)這類街頭行為藝術帶到大陸,去宣揚愛滋病人並不可怕。

張錦雄在出席香港同志活動「粉紅天」時接受採訪,他在活動中舉辦了一個與中國同志運動相關的論壇,希望中港兩地同志交流,可以相互得到啟發。

十年過去,張錦雄認為大陸的同運發展迅速,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越香港,例如,香港同志運動經過2、30年,只有少數同志能夠與父母一同出鏡,大部分香港同志家長,只是參加個別組織的閉門活動,哭泣尋求輔導,沒有人願意走出來,但大陸,很多同志家長也組織活動。

他說,大陸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搞以同志為主題來遊行籌款的地方,反而迫使一些同志,要透過參加馬拉松等來宣揚同志權益,他們在這些不以同志為標籤的活動派發傳單,展示彩虹旗,與路人解釋自己的性傾向,反而令同志與異性戀者扣連起來,相反在香港,同志遊行已漸漸演變成一種「自己人自己開心」的聯誼活動。

但他對中國大陸未來的同運發展有樂觀的心態,雖然,他的「彩虹中國」在這個體制中不能存活下去,但他相信,在中國不同城市,已經有新一代,可以由他們自己帶領同運的發展。而他自己則希望關注其他國家的華人同志,或許「香港彩虹」、「彩虹中國」走得更遠。

「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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