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運動70年 理想和現實 歷史與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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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二戰後建立的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是否正在解體?

天賦人權,人權是個什麼權?它有多虛?多實?

《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問世,12月10日定為國際人權日。官方和民間的慶祝活動之外,本國或其他國家侵犯人權的案例會更顯著地見諸媒體,但如果拿著紙上30條權利對照現實,差距不言自明。

那麼,人權作為現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在過去70年來走過的是一條什麼樣的路?人類對這個天賦之權的認識和尊重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我們回顧歷史,審視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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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世界人權宣言》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1948年12月10日問世

無知和藐視

對人權的無知和藐視,是導致人類遭受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各種苦難、人權受到各種形式侵犯的根本原因之一。

《世界人權宣言》草案第一稿如此開篇。寫下這句話的是法國律師勒內•卡森(René Cassin)。他是猶太人,有很多親人在納粹集中營裏喪生,戰後受命牽頭起草這份具有奠基石性質的文件。

1941年,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和英國時任首相丘吉爾在一艘停泊在加拿大紐芬蘭海域的軍艦上起草了《大西洋憲章》(又稱《羅斯福丘吉爾聲明》),就戰後共建新世界訂立了一套共同遵守的原則,涉及治國綱領和政策。

《憲章》逐條寫明的新世界基本原則包括杜絶戰爭,除非是自衛或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還有各國獨立自治自決,倡導和促進自由貿易,還有保護人權。最後這一點寫在憲章第六條中。

二戰結束後成立了聯合國,制定併發佈了《聯合國憲章》,又提到了人權。不過,《聯合國憲章》草案的第一稿中,人權只露了一面。

1948年,全世界仍在努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重現站起來,新的國際秩序和世界格局正在成型。是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在巴黎夏樂宮發佈。

從《大西洋憲章》到《世界人權宣言》,再到1993年聯合國設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近80年的世界風雲,潮起潮落,國際時政的語言體系中始終有人權的位置。

戰後前幾年,人們對血與火的殘酷記憶猶新,致力於保護未來的和平與美好是一個共識。隨著時間流逝,關於戰爭和死亡的記憶在和平歲月中逐漸淡化,當年擬定宣言時對人權及其意義的認識和解讀,也逐漸虛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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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扎伊德•拉阿德•侯賽因(Zeid Ra'ad Al Hussein):人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每個人都想活得自在安心。

人權?什麼人權?

人類社會目前正處於一個轉折關頭,這一點毫無疑問;但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之後,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那些基本權利是否還會繼續得到尊重和保護,卻並不清楚。

扎伊德•拉阿德•侯賽因(Zeid Ra'ad Al Hussein)說,人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每個人都希望活在世上無需擔驚受怕;要避免兩次世界大戰那種全人類的悲劇,就必須對人權這個理念和保護人權的信念有極其深切的關注。他是聯合國第六任人權事務高級專員,2018年8月卸任。

他說: 「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是這樣的:比如你的鄰居、政敵、生意對手或者某個不喜歡你長相的人到警察局告發你說過什麼不許說的話,然後你就在深更半夜被抓走,關進牢房,沒有公平的或者大體上透明的聽證,或者不明不白地在牢裏被關了很多年也沒有被正式控罪,更糟糕的是還受到酷刑折磨,被失蹤。誰都不想活在那種境地。」

即使是今天,對照《世界人權宣言》白紙黑字的30條權利,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依然不言自明。

哈佛大學教授凱瑟琳·希欽克(Kathryn Sikkink)研究人權政策。她提醒大家,回頭看1945年,那時英國當然還是大英帝國,它擔心保障人權的國際法規可能會被其他國家用來批評英國。美國當時也有種族隔離的麻煩,尤其是南方,也擔心國際人權法會被用來終結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蘇聯也有它自己的問題。所以,當年主宰世界的大國其實並不希望人權受到國際保障。

後來,在一些爭取獨立、擺脫殖民的小國施加壓力和影響之下,人權才寫進了《聯合國憲章》。

對於人權而言,時間似乎靜止在那個點,鐘擺一停就是20年。那段時間內確實也有些進展,比如設立了人權委員會(後來又改為人權公署),但真正的」大躍進「發生在1966年。

那一年,中國的文革十年浩劫開始,聯合國在起草兩部綱領性的國際文件:《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和《經濟社會文化國際盟約》。兩部盟約1967年1月發表。

它們具有法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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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政治

又過了大約10年,人權運動開始在世界範圍興起。

耶魯大學法律和歷史教授山繆爾·莫因(Samuel Moyn)認為,這跟人權這個概念的性質有關。

他說,人權不是新的概念,但人權政治,尤其是國際人權政治,卻是很新的概念,而大部分人遲遲不願承認這一點。 應該說,1970年代中期,那些相對較新的非政府組織興起,較顯著的如國際特赦,真正使得人權理念獲得了前所未聞的無與倫比的知名度。

莫因曾撰文指出,人權在國際上人氣高漲的背後實際上是人們對現狀的沮喪和失望。

在許多國家,包括自稱民主政體的國家,人權已經列在日常用語詞匯表,相關聯的領域包括性別、種族、性傾向、言論自由,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與此同時,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然後宣佈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還要在美墨邊境築牆攔截偷渡客。

他的言談偏離的所謂的人權話語體系,在許多人看來屬於政治不正確,但有大量鐵桿擁躉。

扎伊德·侯賽因說:「這是巨大的威脅,巨大的威脅。」一旦開始相信由於膚色、宗教信仰或其他什麼標凖,所以有些人比你低賤,不配享受同等的權利,而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優越,那戰後建立起來的精神體系將面臨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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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要杜絶美墨邊境的偷渡人流,但現實是禁而不止

人權和民生

哥倫比亞人權律師塞薩爾·羅德里格-加拉維托(Cesar Rodriguez-Garavito)指出,西方正在流行的民粹主義削弱了人權運動的一項關鍵策略——公開點名,批評羞辱:「現在發達國家對世界上許多極其惡劣的侵犯人權的案例都不會點名批評,更別說發達國家政府本身也在做侵犯人權的事。」

莫因指出,民粹主義在那些本來就沒有什麼人權理念基礎的地方很容易深入普及,因此民粹主義對人權的威脅極大。

他舉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政府對大批湧入的難民採取強硬堵截政策,受到國際社會批評。但布達佩斯認為自己沒做錯什麼。

匈牙利政府一位發言人佐爾坦·科瓦奇斯說:「在我們看來,有些人想把移民作為人權,就是說某個國家比如孟加拉國有個人早上醒來,決定要住到德國去,然後去那個國家申請政治避難;作出決定後就上路,穿過幾個國家,也不遵守國際跨境旅行規則。這是不可接受的。」

莫因教授認為,民粹主義的興起部分應該歸咎於人權運動,因為人權運動忽略了社會和經濟權益,比如享受住房、教育和醫療的權利。

他說:「這看上去似乎來得很突然,但其實種子早就播下,根子扎得很深。最重大的轉折點是1989年。人權成了冷戰博弈的戰略目標,人權運動和新自由主義掛上了鉤,在世界範圍推廣政治權益和民權成為人權運動的首要目標,而經濟層面的公平和權益則不加考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國際機構在世界各地推行的休克療法和新自由主義政策並沒有招致人權運動的強烈批評。所以,現在我們面臨的倒退,其實根源還在1990年代。諷刺的是,那段時間還被認為是人權運動的興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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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的秘密刑場

理想現實

紐約大學國際法教授菲利普·奧斯頓(Philip Alston)是最早撰文闡述發展與人權脫節問題的學者之一。

他指出,人權議題和人權辯護的範圍窄得沒有道理;要想贏得廣泛的支持,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極小部分人身上,「至關重要的是,你制定的發展計劃能包容吸納少數群體,讓他們相信,一個尊重人權的社會跟他們的個人利益相關。」

按照哥倫比亞人權律師羅德里格-加拉維托的說法,人權運動重政治輕經濟的問題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現象,而欠發達國家,如南非、印度,還有南美洲國家,各級權益組織、法庭,甚至政府,都在具體實施經濟文化與社會權益國際公約的條款,在溫飽、健康和受教育權方面下功夫,而這些都是導致不平等的關鍵因素。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維權組織在這方面的行動確實有成效,比如南非農村學校沒有校舍,露天上課,經維權組織干預,政府撥款提供了移動校舍。

同樣是突出溫飽、健康和教育,南非的人權運動模式跟中國很不一樣。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閻學通接受BBC採訪時說:「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其次才是民權。民權很重要,但相對於生命處於第二位。」

中國批准了社會與經濟權利盟約,但沒有批准民權與政治權利盟約。閻學通的解釋是:

「中國幾十年前還是個極為貧窮的國家,所以大部分人認為所謂的社會經濟發展權是當務之急。我覺得隨著千禧年一代和90後年齡增長,觀念意識會改變,因為這代人在相對富裕的物質環境中成長,沒有父母輩經歷過的貧窮體驗。我認為中國人對民權和人權的觀念會逐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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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中國被指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維吾爾族人以及其他穆斯林

奧斯頓教授2016年曾作為聯合國特使訪問過中國。他認為中國在消除貧困問題上成績突出,但在社會權益方面無法相提並論。

他認為,差異的根源不在於文化,而在於對權力的概念、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的理解。在中國,共產黨擁有無上的權力,而其他許多國家實行不同的民主體制,民眾可以向統治者施加影響。

他說,一方面西方民主國家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而像中國和俄羅斯那類威權政體模式的競爭力可能會提升,西方民粹主義陣營可能會以此為例提出背離正統的方案,比如說西方就需要一個像習近平那樣的人,所有決策一個人定奪,這符合每個人的利益,是最有效的出路,等等。

「我認為這會造成巨大的代價,而這個代價顯然與對人權的基本認識不符,」他補充道。

許多對中國和俄羅斯人權問題有觀察、研究或親身經歷的人士贊同這個觀點。他們的共同認識是,如果中國繼續一黨專政的體制,那麼民眾就無法享受基本人權和自由,異議人士受迫害,宗教受打壓,人們會以言獲罪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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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權日中國被捕人權律師命運如何?

人權和政治

《世界人權宣言》的文稿展示了完美的願景,而現實則無時不在提醒人們美好願望背後的政治。

那麼,人權運動是不是需要對人權議題中精神與物質的平衡問題進行反思和評估呢?

奧斯頓教授認為這顯然是個財富再分配的議程。

他指出,人權運動內部傾向於不承認財富再分配這個問題,但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只是程度深淺的問題。一個首要的前提是,政府對全體公民承擔義務和責任;這並不是全盤社會主義,也不是指所有財富必須全面再分配,但確實涉及通過合理的稅賦標凖來使得政府有能力為社會最底層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服務。

有些人權活動人士擔心,如果公開談論權益的再分配性質,可能會被視為在推動某項政治議程。

但奧斯頓教授認為,這沒什麼可遮遮掩掩的,「人權本來就很政治。任何人都不應該受折磨,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聲明。同樣,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膚色或族裔受到虐待,每個人、每個孩子都應該能夠上學受教育,這些都是政治聲明,都有政治價值。因此,人權運動正是在普世的基礎上使得某種形式的政治更容易被更多人接受。」

氧氣和生命

不過,對於專職從事國際人權事務的聯合國官員來說,這種情景無異於災難。

扎伊德·侯賽因擔心人權運動被沾染上意識形態的色彩,這會使事情複雜化。

他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位子上曾受到來自許多政界要人的批評。從這個崗位離職後,他依然擔憂人權運動的前途。

他說:「在傳統上應該支持我們的國家,我們得不到政治支持;雖然北歐國家、部分拉美和非洲國家這些支持力量還在,但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如果這種支持漸次微弱甚至消失,那事關重大。在扎伊德·侯賽因看來,目前正是關鍵的轉折時期。

有人把人權比作氧氣,平時沒人會在意,但沒有空氣就沒有生命。

《世界人權宣言》第28條是這麼說的: 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獲得充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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