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中美建交40年美國是否失策 誰是最大的贏家?

(Original Caption) 01/29/1979-Washington, DC: Chinese Vice-Premier Deng Xiaoping speaking during welcoming ceremony a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looks on.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與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握手見面。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場和觀點)

喜氣洋洋的2019年剛開始,台灣總統蔡英文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中,提醒世界在中美關係正常化40年後,當年影響正常化的台灣問題,至今仍然是未解決的潛在爆發問題。蔡英文總統堅決斷言,台灣要保持自由民主體制,以對等方式與中國交涉,習近平主席則堅決斷言,維護國家主權決心不變,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中美建交40年,到底帶來了什麼後果?

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後,北京和華盛頓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令兩個「輸家」出現。最為明顯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從大陸逃到台灣,即使蔣介石在1975年離世,台灣仍然實行獨裁統治。第二個最大輸家是蘇聯,當時蘇聯憂慮中美和解會對其不利,改變西方國家對抗莫斯科的勢力平衡,最終也真的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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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台灣總統蔡英文尋求以對等方式與北京交涉。

許多在台灣的人,當時十分擔心中美關係正常化,會令他們被中共吞併,當中很多人正是為了逃避中共政府而到台灣。但後來,台灣成為了明顯的贏家。他們起初在國民黨治下被打壓,蔣介石實行列寧主義式獨裁,嚴苛地壓在民眾身上,但如今,他們有全球最有活力、最成功的民主選出的政府,除了擁有法治、愈來愈保障人權,也促進了其經濟及社會發展。當然,他們仍在面對中國的威脅和壓力,中國在鄧小平40年前才剛開始恢復國力下,現在已是一大國。在台灣的努力、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以及其他國家非正式支持下,台灣的人現在過得比1979年時更好,否則,他們可能仍然被蔣家國民黨所統治,而非在1980年代末開始發生連串事件,令政黨現在需要在更趨民主的社會中競爭。

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共無疑是最大的贏家,最快見效的好處,是北京在與蘇聯產生憂慮的爭端中得到更大的支持。而更為重要的是,從長線來看,是支持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這些政策開展的時機,正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前一段不久的時間。雖然日本、其他歐洲大國、聯合國或一些國際組織,在沒有美國支持下,也可能推進中國現代化,但程度不一樣,中美關係正常化真的開啟了北京與世界合作的洪閘,刺激中國有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其政治、外交和軍事實力也有很大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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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怎樣去評估美國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上的得失?這如今成為美國,以至其他地方的一個新興爭議話題。許多精明的評論者譴責美國過去40年與中國互動,形容是災難性錯誤,有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外交政策最大的失敗」,美國協助了中國成為自己的對手,讓其挑戰自己在二戰後建立的霸權地位。一些人聲稱,雖然在1970年代關係正常化看似是合理的一步,但其結果卻造成了一個對美國利益而充滿危險的當代威脅,要維持世界和平,便要有新政策,專門用作壓制中國實力擴張。正如一位備受尊敬而清醒的前加拿大駐華大使最近所言,「中國是愈來愈不負責任的強權和伙伴,只有方便時才會假裝跟從國際規範」。

要重申當年關係正常化的智慧——我必須指出,我是美國在1966至1978年間致力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其中一分子,在建立外交關係後首兩年半,我住在中國,帶領美國學術及專業人士一同協助建立可信的法律系統,以解決文化大革命後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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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評估關係正常化的成功與後果——我們要視乎當時有沒有其他存在的方案。1971年,美國終於不能夠阻止中共加入聯合國,長達逾20年的政策失敗了。到1970年代末,鄧小平要開放自己國家的合作和改革,成為國際政治中一股強大的洪流,對鄧的決定有正面評價,如果我們當時選擇抗拒這股洪流,同樣可能會失敗。鄧小平的新政策適合當年中國發展,亦有利於世界和平,有無美國的參與,也有很大機會能夠成功。如果美國選擇不參與中國的新政策,但中國又成功了,美國在亞洲便會被孤立,或會失去一些機會和責任,最終在中國崛起下,還是要決定放棄已沒甚作用的對抗政策。

如果美國拒絶參與,而鄧小平失敗了,那麼這場失敗也會成為持續中國對美國懷抱敵意重要的一部分,結果可能令長期受苦的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混亂之中;另一方面,中國再次對世界及美國實行強硬的對抗政策。美國前總統卡特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正常化後,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有得來不易但相對穩定的和平,否則我們可能面對比今天更嚴峻的危機。

當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由時任總統尼克松啟動,但沒有完成;後由里根和卡特接任,卡特在關係正常化完成過程中,未被認為有很大的功勞。他近期的文章強調,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兩國經濟融合,令兩國成為「世界繁榮的發動機」。而包括我在內,很多1972年便認識中國的人,或是現在熟悉中國的人也會認為,關係正常化為中國人民帶來經濟及社會福利上有巨大改善的機會。儘管,他們仍然在極為獨裁的體制下生活,無論在中國內外的人均想看到,中國除了在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方面外,也有政治上的改善,但事實仍然打擊了他們的希望。

要評估40年前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如其他政策一樣,不能夠預期它能確保未來的結果。未來一直在變,有不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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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果敢的外交政策,及針對其國內令人沮喪的打壓,未必是正常化下的必然結果。如果歷史把事件推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在1980年代,中共領導人傾向自由派及進步力量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能夠與其他領袖保持關係,可能可以更有技巧地應付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又如果,鄧小平在1989年6月4日,決定不用武力鎮壓大型示威;又如果,總理朱鎔基成功帶領中國加入世貿後,又成為一個在黨內擁有全權的開明領袖?

人民對習近平極度的權力壟斷愈來愈不滿,既傷害了中國,也對外國造成影響,或許如此,中國可能因此走向更自由化及多元化的方向。我在1968年撰寫了有關中國刑事司法的書籍,當時正是文革的高峰,我當時提出,毛澤東在他國家引發持續的悲劇,最終會啟發起一些回應,促進中國人民及世界有更好的日子,結果也是這樣。無論有沒有任期限制,習近平也不會永久執政,雖然世事無絶對,但中國國內及國際政治,包括中美關係,好可能會有很大的改善。

當習近平政權正向自由派國際秩序構成重大戰略挑戰,作為過渡期,美國對其他民主國家必須調整政策,但同時不能過度反應,造成不明智的風險,威脅到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成果和40年的進展,以及其國際關係。我們不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意旨不分良莠,好壞一起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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