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越南戰爭40年:華僑吳喜來從越文老師到中英翻譯

吳喜來 圖片版權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出生在越南的華僑吳喜來,曾是一名越文老師。來到英國後,她擔任中、越、英三種語言的傳譯工作。

1978年年底,中越邊境戰爭前夕,31歲的吳喜來和丈夫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乘搭火車從越南首都河內抵達中國廣西憑祥。一家人就這樣加入了1970年代從越南出逃的百萬船民大潮。

當時,從河內到憑祥每隔3天開出一班國際列車。他們一家離開後,又開出了一班列車,然後這條線路就停運了。她聽人說,中越兩邊都把鐵軌撬翻了。

華僑後代

出生在越南的吳喜來,祖籍是廣東省南海縣西樵鎮民樂社草尾村。她用標凖的國語一字一字清楚地說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時,臉上帶著自豪的笑容。

1938年,日本侵華戰爭製造南京大屠殺後,吳喜來的祖父帶著全家定居到山青水秀的越南南定省。

「我很幸運,從小就是一個幸運兒。爺爺和父親很快就安頓下來,很快就賺到了錢,我們全家搬到華人街,這樣我從小就讀的是雙語制(越南語、漢語)的華文學校。」

吳喜來回憶說,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海外華人大家庭」,家人們在外面可以說越南話,但是回到家中關上家門,全家必須說母語廣東話。

中越邊境橋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在雲南河口的中越友誼大橋。1978年8月,一節車廂被放置在大橋中間,橋上封了鐵絲網。

1968年,21歲的吳喜來從越南河內師範大學越文系畢業,在中學教越文。1977年年中,她在河內的一所中學擔任高中語文教師。

「好好的,不知為何河內火車站每天都聚集很多華人。每天我們都聽到有人離開的消息。有一天,我專門到火車站去看了看,一看就心寒,真是人山人海。我們華人一見面,天天就是談出走這件事。聽了真的很恐慌。」

吳喜來說從歷史角度來看,印尼排華事件,對在越南的華人有很壞的影響。「我們留下了一個很沉重的陰影。我們老是害怕:千萬別像印尼那樣。」

排華恐懼

實際上,印尼排華事件只是越南華僑害怕的一個外因。在越南國內,從1960年代中期越共與中共的分歧開始,到1970年代中期越共實現國家統一,越南國內不斷變化的政局對華人造成直接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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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喜來回憶1979年中越戰爭之前的緊張氣氛

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越南共產黨推翻了親美的南越政府,統一了全國。取得全國政權後不久,越共政府承認華人在抗美和國家統一過程中所作的貢獻,曾發出令華人安心的「對華僑十大政策」。然而,越共在中蘇交惡中選擇了蘇聯,隨即廢棄了華僑政策,使華僑的生命和財產失去了保障。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吳喜來的親人和朋友紛紛離開越南,也讓她和丈夫終於決定離開。40年後,她在倫敦回憶起當年,感慨地說:「我們人啊,雖然是高等動物,但是也有動物的本能,像其他大小動物一樣,有蝴蝶效應,要扎堆,要隨大流。」

海上逃難

吳喜來一家在廣西憑祥短暫停留,然而前景仍然很不明朗。面對大規模湧入的越南華僑,中國政府決定將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安置到全國各地的農場。從來沒有務農經驗的吳喜來和丈夫,擔心無法應對農場的生活,決定繼續出走。他們從憑祥乘車到了廣西港口城市北海。

「再走,就是出海了。出海也是人山人海。」

畫 圖片版權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吳喜來的剪紙貼畫:描繪從海上逃難的過程。

吳喜來說,當年出海逃難無論大人小孩,每人一律繳納500元人民幣。這相當於中國當時一個在北京的大學講師的全年工資。

就這樣,吳喜來與丈夫帶著5-8歲的3個兒女上了一艘船,在海上漂流了一個月,才終於在香港上岸。

那艘小船上共載有120多人,廁所就是船艙尾部開的一個大洞,旁邊豎立著4根木樁,有繩索圍繞用作扶手。孩子們每次去上廁所,她一定親自陪同,將他們緊緊抱住扶穩,唯恐稍有閃失孩子會跌進廁所大坑,丟了性命。

而她的丈夫因為暈船很嚴重,也需要她的照顧。「我一個人,管著暈船的老公,還要照顧3個孩子。他們一個接一個過來說,媽媽我要上廁所。我還要去排隊領水,領飯餐,整天在船上跑來跑去。就這樣熬了整整一個月,沒病倒。孩子也沒病倒。丈夫這個大男人,暈得昏天黑地,下船時需要兩個人攙扶著才行。」

然而,並不是所有越南船民都像吳喜來一家安全上岸。她丈夫堂兄一家九口所乘的船,在澳門外海翻沉,全家只有一個16歲的孩子倖免遇難。她的一個同班同學,夫婦二人與一對兒女全部因沉船葬身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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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華僑吳喜來回憶在海上的逃難經歷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計,1970-1990年代間,逃出越南的船民介於100萬至200萬之間,其中約20萬至40萬船民被海盜殺害或者葬身怒海。

一支口紅

吳喜來和一家人在香港上岸,「還是很慘,擠啊、熱啊、臭啊,吃不下睡不著。最壞的就是有的警察對我們態度非常差,完全沒有任何尊重可言。」

上岸後的難民必須打開包裹接受檢查,她至今還記得一支口紅給她帶來的辱罵。

吳喜來在香港的難民登記照。 圖片版權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吳喜來在香港的難民登記照。她們一家五口從廣西北海上船,到香港上岸,海上漂了整整一個月。

「我從小到大生活在城市,雖然不濃妝艷抹,但特別場合我總是塗一點脂粉。所以在逃難的途中,我還是帶了一支口紅。到了難民營,警察檢查行李,看到我的口紅,開口就罵。什麼他媽的,什麼難民?逃難還這麼講究。警察罵得非常難聽,不堪入耳。」

「我們夫婦每人帶了一隻古董勞力士手錶,是我丈夫的父親留下來的遺物。我們帶著勞力士,又被警察罵。有一天我很生氣,我就跟警察說:先生你用廣東話罵我我聽得懂,只不過我的廣東話帶越南口音,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他聽了沒再說話。」

難民營生活

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萬多名越南難民和船民,其中安排14多萬名越南難民移居海外,遣返6.7萬多名越南船民,並永久安置了近1.6萬名越南難民,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收容港」。

在難民營中的越南船民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在香港難民營中的越南船民

據統計,1978年到達香港的難民中大約有六到七成是越南華人。1979年,華人難民的比例已接近80%。

如此眾多的難民湧入香港,安置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難民營分「禁閉營」和「開放營」兩種。這兩種難民營,吳喜來一家都曾住過。


吳喜來的難民營回憶

我們那艘船獲批上岸後 ,被安頓在「九龍倉」3個多星期。幾百人擠在一個倉,不許自由出倉門。那種悶熱及氣味啊,我猜想你是難以想像的。之後,整船人被轉移到芝麻灣戒毒所。此所建在山上,分男、女牢房。於是,兩個女兒隨我,兒子隨爸爸。每天午飯後有兩個小時的放風,一家子獲得片刻在一起的時間。

約兩個月後,山下的難民營建成,難民都被轉移下去。雖然不分男、女營房了,但是依然是禁閉營制度。以鋅鐵皮建成的營房在午時的太陽底下簡直是個烤箱。

越南船民居住的難民營 圖片版權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越南船民居住的難民營,設備極為簡陋。

我們這艘船的人在山下待了一個月才獲得轉到開放營——深水埗的銀禧營。

我一家五口獲得分配兩個單人鋪位,是「上上鋪」,即是三層牀的最上層。這裏一樣是鋅鐵皮的營房,依然是擁擠,而且悶熱及氣味比在芝麻灣時更加厲害。

自由營僅是管住,不管飯。家家戶戶要自食其力。白天,我和先生出去打工,孩子留在營裏,8歲的大女兒照看6歲的妹妹和5歲的弟弟。他們仨人的午飯不是麵包就是泡方便麵,餓了吃點零食(也只是便宜的蘇打餅乾或青蘋果之類),等到爸媽下班回營才有頓晚飯。

一次,老大倒開水泡麵時不幸燙著了弟弟的手臂,留下了傷疤……

當年的我,人在上班,心卻惦念著孩子: 營房在海邊時,擔心他們掉入海是第一怕,第二怕他們爬上爬下三層牀時摔下來,第三怕是一旦發生火警或群毆等意外之時,3個小孩處身於恐慌的人流中怎能自保?

但我們終究是熬過來了。


幸運兒

吳喜來一家在香港的難民營中熬過一年半後,獲得英國的收容。夫婦倆帶著孩子最初被安置在蘇格蘭的愛丁堡,但依靠借貸經營的豆腐芽菜店並不成功,還欠下巨款。他們於是決定搬到倫敦,希望有更多工作機會賺錢還債。

吳喜來幫人照顧過孩子,還在家中接製衣廠的縫紉活。那時,他們有了第四個孩子。

「我帶4個孩子,還要做縫紉活。一有空就坐下來趕活。每天的生活很枯燥,就是賺錢、賺錢。做完家務把孩子安頓好,就要趕工。如果不出活,被別人催,下次就拿不到活回家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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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喜來回憶在英國定居後刻苦自學英語

「就這樣我還是堅持自學英語,我決定每天學一個詞,就把英語單詞寫在紙上,貼在我縫紉機的前面,一邊縫衣服一邊念發音。我就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學英語。」

吳喜來努力自學英語終於給她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當她看到英國政府部門招考「公眾服務翻譯和傳譯文憑」學員時,沒有任何正式英語文憑的她勇敢地遞交了申請。

雖然她沒有任何證書證明自己的英語水平,她卻成功說服了招考部門錄取了她。

「我用很生硬的英語說,你們不讓我讀這個課程,國家就會吃虧。對方肯定覺得我口氣很大,但還是給我解釋的機會。我就說,據我了解你們一般以為中國話就是廣東話,實際上普通話才是全國通用的標凖語言。而我能流利地講這兩種語言,並且我中文書寫程度相當好,越文程度也和中文一樣好。你們如果讓我受訓,我一個人能頂三個人用。」

就這樣,招考部門破格錄取了她。經過一年的兼職學習,她成功獲得文憑,很快就開始從事英國全國健康醫療系統NHS在倫敦各區醫院的傳譯工作。

如今,年過70的吳喜來已經退休。然而好學的她退而不休,現在又報名參加了一個英文寫作班,還在經常趕作業。

農曆新春佳節期間,她給BBC中文記者發來短信:「我還沒上幼兒園就已經師從爺爺學中文,升讀河內中華中學又獲得極為優秀的語文老師授教。作為一個海外長大的華人,能不掉了中文這個根,我認為自己是個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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