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屬性」共存 美國華裔攝影師的身份探索之旅

在東莞,許永揚(右)與玩具廠保安換衣拍照。 圖片版權 Wing Young Huie
Image caption 在東莞,許永揚(右)與玩具廠保安換衣拍照。

「讓我換上你的衣服,然後你給我拍張照,可以嗎?」

美國華裔攝影師許永揚(Wing Young Huie)在年過半百後,才第一次踏上父母親的故土中國。他拍攝素未謀面的中國人,然後換上攝影對象的衣服,把相機交到對方手中,然後在同一位置、擺同一姿勢、穿同一套衣服,拍一張非常相似的照片。

在這些照片裏,許永揚看起來像是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有時,他又顯得格格不入,不知所措。

他將這些以「我是你」為概念的攝影與訪談內容,發表在一本名為《中國屬性》(Chinese-ness)的攝影文集中,探討人們複雜的身份認同。

「我試著透過中國人的生活,來理解我自己的歷史。」許永揚對BBC中文說,這趟攝影旅程猶如一次探索身份認同的深潛。「如果我生在中國,如今我會是個怎樣的人?」帶著這個疑問,他深吸一口氣,一頭栽進了秘密重重的家庭歷史。

許永揚拍攝中國人的照片,然後與對方換衣,拍攝一張相似的照片。 圖片版權 Wing Young Huie
Image caption 在連州,許永揚換上當地影樓老闆的衣服拍攝照片。

從台山到德盧斯

許永揚的父親許喬(Joe Huie,音譯)祖籍是「中國第一僑鄉」廣東台山,跟無數年輕力壯的鄉人一樣,他年紀輕輕就踏上「出洋」旅程,在1909年抵達美國中西部明尼蘇達州的德盧斯(Duluth)。隨後許喬多次在台山與德盧斯之間往返,直到1950年代初,他與妻子雙雙移民美國,經營每周七天24小時營業的中餐館。

德盧斯是採礦與工業重鎮,吸引了大量從事藍領工作的移民,其中以北歐移民為主,因此人稱"維京人的小鎮"。許家住在一座帶後院的小磚房,從院子裏能遠眺蘇必利爾湖(Lake Superior)。

1955年,許永揚出生。他是家中第六個孩子,也是老么,以及唯一一個不是在中國出生的孩子。

許永揚10歲時,父親突然決定舉家搬到紐約。許永揚記得,那時父親總顯得焦慮不安,憂心忡忡。三年後的1968年,他們又搬回了德盧斯,生活中還出現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一家人的姓氏變成了Huie(許),在這之前,他們一直姓的是Gee。

「直到幾十年後,我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直到2011年籌備《中國屬性》的攝影項目,許永揚才理解家族史中鮮為外人道的秘密:他的父親是「紙兒子」(Paper Son,又譯紙生仔)。

1882年到1943年間,美國實行歧視性的《排華法案》。這項法律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除了少數例外,例如如果申請者是美國公民的兒女。1906年,加州發生大地震,導致舊金山市議會大樓失火,大量公民檔案被燒成灰燼。這場意外,竟成為許多渴望移民美國、卻被《排華法案》關在門外的華人的一線生機。

此前就在美國有合法身份的華人,趁機向當局登記不存在的兒女,再把偽造的身份賣給想要移民美國的人。持這些假身份進入美國居留的人,被稱為「紙兒子」,人數數以萬計。

他們是在紙上被生造的人,一旦被當局發現,就會被遣返回國。

許永揚的父親許喬(Joe Huie)。 圖片版權 Wing Young Huie
Image caption 許永揚的父親許喬(Joe Huie)。

1965年,許喬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他加入了面向持假身份華人的認罪赦免計劃,主動向美國移民局自首,以換取合法居留身份。他擔心其中的風險,舉家搬到紐約暫避風頭。全美超過一萬名華人最終獲得了合法身份,但「紙兒子」的總數估計遠高於參與該計劃的人數。

在父母去世前,許永揚對這段家族移民史一知半解,父母從未深入解釋,他和哥哥姐姐們也沒有多問。這聽來匪夷所思,但家族移民史討論的缺失,在許多近代華裔移民家庭中十分普遍。

華裔美國作家謝漢蘭(Helen Zia)在新書《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逃離毛澤東革命的中國人的史詩故事》中寫道,幾十年來,她每次問起母親在中國度過的青春歲月,總是得到同樣的敷衍回答:「那是戰爭時代不快樂的回憶。」直到母親年屆古稀,才道出幼時曾被父母遺棄的真相。

謝漢蘭在書中提到,第一次聽到母親的故事後,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的難民、移民選擇不告訴子女當年離鄉背井的故事。「他們已找到了避難所,可以全力鼓勵孩子們充分發揮潛力、獲得自己沒有得到的機會,為什麼還要回憶那些創傷和苦難呢?」

對於許永揚父親那樣,在《排華法案》期間赴美的華裔移民來說,非法移民的羞恥感、拋離遠在中國家人的愧疚感,讓他們對移民往事更難以啟齒。

中國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傳統相處模式、兩代人迥異的成長經歷也決定了,子女通常不會主動問起父母的移民經驗。

牙牙學語時,許永揚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父母的鄉音:台山話。但自從上學後,英文就成了他真正的母語,他跟父親和哥哥、姐姐只說英文,與母親說台山話。「隨著我台山話一天天退步,跟母親的溝通就越來越困難了。」

他將這些以"我是你"為概念的攝影與訪談內容,發表在一本名為《中國屬性》(Chinese-ness)的攝影文集中,探討人們複雜的身份認同。 圖片版權 Wing Young Huie
Image caption 他將這些以「我是你」為概念的攝影與訪談內容,發表在一本名為《中國屬性》(Chinese-ness)的攝影文集中,探討人們複雜的身份認同。

在他的記憶中,母親常坐在牀邊寫信給中國的家人。她一生都不講英文,幾乎足不出戶。父親早八點到晚八點都在餐廳工作,全年無休。「我不記得我父親跟我有過任何直接的對話,直到我12歲,我開始給他的餐廳當會計。即使是那之後,父親跟我的對話都只跟工作有關。」

1979年從大學新聞系畢業時,許永揚為當地報紙採訪父親。他說,那次透過攝影鏡頭凝視父親,是他們此生父子一場最親密的時刻。「我拍攝過數以千計的陌生人,父親是第一個。」

如今,許永揚談起父母時,總稱呼他們「父親、母親」,而非更親暱的「爸爸、媽媽」。

「他們在中國的生活,是我無法理解的。同樣的,對我的藝術生涯,他們也覺得費解。據我所知,他們一輩子都沒有踏進過博物館、美術館。作為移民,他們生活的目標是求生,」許永揚說。

從德盧斯到台山

深入理解父母和他的移民身份認同的機會,在2011年終於到來。許永揚受美國駐華大使館之邀,在中國展出他的攝影作品,年過半百的他第一次踏上了父母的故土。

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張嘴說話前,人們就知道他是外國人。雖然長著華裔的面孔,許永揚的舉手投足都透露著他並非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我的自我身份認同裏,三分之一是明尼蘇達人,三分之一泛美國,三分之一是華裔。」許永揚毫不諱言,自己是個「香蕉人」。

在白人人口佔多數的德盧斯,他小時候常被問道:「你從哪裏來?你的英語說得真好!」上小學時,他是學校唯一一個亞裔學生。到了初中,出現了另一個亞裔男生,但許永揚當時並不不喜歡這個同學,經常有意避開他。

「後來我才意識到,這個亞裔同學是我的一面鏡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他長得不一樣,他長得像我,而我不願承認。」

在美國,他逐漸學會與自己的「中國屬性」(Chinese-ness)共存;在中國,他的「美國屬性」(American-ness)無處隱藏。

自那次中國之旅起,一個假設性問題在許永揚腦中縈繞不去:「如果父親從未離開中國、我在中國成長,我會變成怎麼樣的一個人?如果正如母親所望,我娶了一位中國女性、成家立室,我會過上怎樣的生活?」

帶著這些疑問,許永揚拜訪了那個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台山。

許永揚在台山鄉村生活的表親 圖片版權 Wing Young Huie
Image caption 許永揚在台山鄉村生活的表親

跟凜冽寒冷的明尼蘇達相反,嶺南潮濕而溫熱。他來到父母長大的村落,他的五個哥哥姐姐也在此齣生。村裏只剩下寥寥幾座房子,只有一座還有居民,而他家的祖屋,已荒廢超過半個世紀了。住在隔壁村的表親熱絡地領著他呈上貢品、燒香拜祖,一切都讓許永揚覺得新奇又陌生。

他的台山話已忘得七七八八了。他僱了一位大學生當翻譯,司機、親戚也來幫忙,將台山話翻譯成粵語、國語,最終翻譯成英語,他和表親才能對話。

他換上農民表兄的衣衫,戴上草帽,赤腳倚在祖屋的青磚牆邊拍了幾組照片。他把相機顯示屏遞給翻譯和家人看,他們都說他在照片裏「看起來很高傲」,不像是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台山農民。

「我當時想,當然,我是美國人。」許永揚說,他不自覺地會流露出充滿自信的神情,那是屬於他的「美國屬性」部分,是父母隱姓埋名移民美國為他添上的一重身份。

許永揚在台山祖屋中 圖片版權 Wing Young Huie
Image caption 許永揚在台山祖屋中

在東莞,從未上過一天班的他與玩具廠的經理和保安換衣;在連州,他成了當地影樓老闆的「替身」,如果他在中國以攝影為業,大概會過上類似的生活。

有時,衣服不太合身,或是帶著汗臭味,但給了許永揚一窺平凡中國人生活的契機。

「我明白換衣不代表體驗他們的生活,但至少比僅僅拍攝他們更近一步。」換衣互拍模糊了拍攝對象和攝影師的邊界。拍攝後,他會與對方聊聊天,從成長背景、日常生活談到對未來的嚮往。

許永揚希望通過換衣攝影,挖掘人們「複雜、難以理解又模糊不清」的自我認同,放下成見,也更看清自己的本質。

在廣州火車站附近,從農村移民到城市務工的異鄉人川流不息。許永揚的翻譯發現一個跟他長得有幾分相像的民工,正坐在台階上休息,身旁放著一個輕便的無紡布袋,看起來是他全部的行裝。「你該換上他的衣服,你的父親也是移民!」翻譯說。

讓陌生人同意拍攝與換衣本來就不容易,在公眾場所就更難了。「你好。」許永揚上前去打了個招呼,問他說不說英文,對方搖了搖頭。翻譯和一名隨行採訪的記者滔滔地說了十幾分鐘,嘗試讓工人放下戒備,他顯得有點困惑,但靜靜地聽著。

聽不懂中文的許永揚在一旁焦慮又懊惱,一度耐不住性子了。「我開始想,這不是個好主意,我們該找別人。」讓他意想不到的是,那名來自河北的47歲工人,最終同意拍攝。

更讓許永揚始料不及的是,在之後交談中,他透過這個偶遇於江湖的陌生人,收獲了對父親的理解與共情。

許永揚(右)與離鄉務工的工人換衣拍照。 圖片版權 Wing Young Huie
Image caption 許永揚(右)與離鄉務工的工人換衣拍照。

雙親過世後,工人離鄉打工,那年他17歲。輾轉多個城市,他遇到過剋扣工錢的刻薄老闆,曾工作十小時才領到50塊人民幣。與攝影師相遇前,他為節省旅費而連著幾天露宿街頭。他小時候的夢想是當發明家,而如今期望安居樂業、傳宗接代。他交過一個女友,但她嫌棄他清貧的出身而離他而去。他說,人要吃苦,才能最終過上更好的生活。

在許永揚的記憶中,工人侃侃而談漂流打工的辛酸,臉上卻總帶著明亮的微笑,在那裏看不到一點兒苦的痕跡。

「拍照時,我嘗試去模仿他,卻怎麼不及他的笑容燦爛,儘管我才是那個沒有真正吃過苦的人,」許永揚說。

「拍攝這組照片的互動過程,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有啟發性的經歷。」從工人身上,許永揚看見了父親百年前遷移的狀態:放棄一切,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儘管身無分文、不懂當地語言和文化,只為了追求一個「更好的生活」。

許永揚記得,兩人告別時,那名工人帶著頑皮的笑容說,或許有一天他們會在美國再見,到時,再拍一組照片。說罷,他轉身離開,匯入火車站前廣場的滾滾人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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