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 2010年 6月 2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7:25

視頻專訪:澳前總理霍克解析澳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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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在過去18個月裏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貿易和外交事件的衝擊。這包括中鋁收購力拓失敗案,被中國稱為疆獨分子的維吾爾領袖熱比婭訪澳,力拓前高管胡士泰因受賄罪和侵犯商業秘密罪被中國拘捕和判刑,兩國在資源收購案中的重大摩擦,這些事件都令澳中關係經歷了考驗。這中間發生了什麼? 澳中關係現在是否已回暖?

霍克曾是1983年至1991年期間澳大利亞總理。他是澳工黨政府中任期最長的總理。他亦曾是亞太經合組織之父、亞洲博螯論壇的創始人之一。霍克如何解讀目前的澳中關係,如何看中國的發展對澳大利亞的影響?

今年5月下旬一個陰有小雨的上午,剛結束對中國第86次訪問回到悉尼的霍克前總理接受了BBC中文網的專訪。

問:你怎麼評價目前的中澳關係?

答:從重要性來看,我把澳中關係放在澳大利亞對外關係中的首位。我在1983年3月就任澳總理後不久舉行的記者會上就表示,澳大利亞的未來經濟繁榮將取決於我們與亞洲,特別是與中國的「交融」程度。那時,有些媒體對此表示出了質疑,但現在已完全改觀。現在,整個澳大利亞都已明白,澳中關係決定著我們的經濟繁榮,這在過去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中已得到顯現。我們是危重中唯一一個沒有陷入衰退的發達國家。這是兩方面原因結合的結果:一是澳政府推行了正確的經濟政策;二是中國對澳大利亞資源的高需求持續增長。

問:澳中關係在過去一段時間出現了緊張局面。是什麼原因呢?

答:這期間有幾件事情發生:首先是澳大利亞的國防白皮書,對此我認為相當不明智。白皮書說中國的軍事擴張對澳大利亞是一種潛在威脅,我不這樣認為。在我看來,中國對此感到冒犯,這很自然。我想,有關內容並非基於事實。這種看法當然令我們的中國朋友感到不安。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比如說,如果部分內容確是有的放矢,那麼,我們應當擁有多大的防務開支?如果真是一種威脅的話,我想我們得走核道路才能應付這種局面。

第二件事發生在倫敦。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一次晚宴上的座次本來與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安排在一起。傅瑩曾任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她是一位很了不起、很傑出的女性。我想,我們總理後面的做法不明智,但我認為他絕非刻意對傅瑩無禮:他是想與英國外相米利班德坐在一起,因此要求調換座位。我理解這件事令中國朋友感到冒犯。

在這種情況下,澳中關係出現一些緊張,後來還有一系列事情,包括中鋁公司收購力拓公司失敗案,以及力拓前高管胡士泰被捕和被控案。澳中關係在過去一年來一直比較緊張,但事情在去年10月有了明顯的轉機。

問:你怎麼看中國的發展對澳大利亞的影響呢?

霍克同胡耀邦會面

霍克曾多次訪華,與中國領導人會面

答:我首次訪華是在1978年,我最近剛從中國訪問回來,這已是我第86次訪華。我那時的訪華經歷剛好遇到幾件事,包括鄧小平決定中國對外開放和實施市場經濟,我年複一年地觀察並直接看到了這個過程,看著中國成長。此間我有幸與中國領導人見面,與政界、商界人士和官員見面,我看到了這個過程,並有機會與他們探討。所有這些使我堅信,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實實在在的。我對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的判斷並非建立在含糊不清的期望之上,而是實實在在的分析上面。正如我所預料的,如果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為何澳大利亞要擔憂與中國的發展聯繫在一起呢!

中國的發展不僅對亞洲,而且對澳大利亞來說極其重要。澳大利亞將自身視為亞洲的一部分,我們並非亞洲人,但我們位於亞洲影響圈內,位於亞洲經濟圈內。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因此中國的持續增長對澳大利亞工業非常重要,影響最直接的當數自然資源行業,譬如鐵礦、煤礦、鋁礦和銅礦。不僅如此,澳中兩國在服務產業和金融行業的貿易也有顯著增長。(澳大利亞)沒有必要把中國的崛起視為一個威脅,它是一個機遇。我不認為中國是一個霸權主義國家,對澳大利亞來說,中國提供了眾多機遇。

問:澳大利亞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嗎?

答:是的,當然歡迎。過去對此曾有不少雜音。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是要了解這樣一個情況: 就拿目前的澳政府來說,平均每周都會批准對澳進行投資的中國投資案,平均來講每周至少一起。我們當然歡迎。與中國一樣,澳當局在審查投資案時,會考慮投資計劃本身的優劣,以及是否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其中一個案例是,澳當局否決了一起中國投資建議的部分內容,因為這個礦山投資案的地點靠近澳軍方開展國防試驗的一個基地,我們對此投資表示不同意。我想,要是有人在中國西部靠近軍方實驗的地方投資礦山,中方也會說不,情況是一樣的。

霍克與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

霍克認為,需要妥善處理人權方面的問題

問:你認為中國投資,特別是來自中國國企的投資,會給澳大利亞國家利益構成潛在威脅嗎?

答:不,我不這樣想。澳大利亞是一個在兩方面獲益匪淺的國家,首先是人員的輸入,澳大利亞接納了大批移民,特別是在擯棄「白澳政策」之後,亞裔移民大量增加,我對此感到高興,移民使我國變得多姿多彩和變得更強;另一個輸入的則是資本,我們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開發資源。如果看看二戰後的情況就知道,澳大利亞曾經歷大量來自美國的投資,後來則是日本投資,現在則是來自中國的投資。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問:你認為人權問題應當在澳中關係中扮演某種角色嗎?

答:當然,但這得以智慧的方式處理才行。這取決於你是想當一個看起來不錯的說教者呢,還是想真正解決某些問題。如果你是真想解決問題,你就不會站出來公開大聲說教,你得與(中國)領導層進行對話。在我任總理時,我的做法就不是站起來公開說教,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美國朋友常常這樣做。我會與領導人物私下交談,而他們總會接受這種對話方式。我認為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需要記住,當我們談論人權的時候,我們處於特定的語境中。與1978年我初次訪華時相比,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況好了很多,國家更開放,更多言論自由,鄉鎮一級開始出現民主選舉。而這個進程將持續下去。我們得了解西方國家在工業化後花了多長時間才達到現在的民主狀況。中國肯定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很明顯,這人人都知道,但如果你想在人權這方面有所作為,不要僅站著公開說教,而要私下裏交談,進行建設性的對話才能達到目的。

問:你怎麼看中國、澳大利亞和美國之間的三邊關係?

答:我想我可以我的經歷來談談。我在任時就曾對中國領導人說,澳大利亞與美國的關係對我們來說很重要,而且一直是這樣。但是,我同時表示,我們並非美國的僕從。我曾對美國領導人說過,在多數問題上,我們將與你們站在一起,但有求同存異的時候,我們會公開地表明這點。當時中國了解這點,並對此表示歡迎。我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做的是,認識到自身的真正利益,以及與美國和中國的相關關係,以明智和坦誠的方式處理三邊的關係。

我想,澳大利亞可以得到美國和中國的喜愛和信任,並在其中扮演某種角色。我不想誇大我們的重要性,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說,在我任總理的時候,這是可以做到的。我認為澳大利亞可以扮演一個角色,也應該扮演一個角色,盡我們所能讓美國和中國在某些重要問題上走到一起,這是因為,對未來的世界和平來說,中美之間建立良好的、建設性的關係比什麼關係都重要。

蕭爾有關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的系列報道, 將在7月中旬推出, 請讀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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